那么辜鸿铭在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上有着怎样的价值呢？

辜鸿铭回国后主要从事过的工作为外交、写作和教书。

他在办外交时，确实做过很多让中国人大长脸面的事情。1891年5月至9月，在长江流域的安徽芜湖、江苏丹阳、湖北武穴、麻城等地先后发生了针对外国传教士的反抗行动，另外还广泛流传着士大夫乡绅制作的各种反洋教宣传品，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反洋教舆论，是近代影响较大的教案之一。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负责办理此案，对反洋教运动进行了镇压。但是在办理过程中，他也意识到了传教士的无理与教民的可恶，只不过碍于《中法条约》中的条款，他也不得不采取退让的态度。作为张之洞的幕僚，辜对整个教案的情况非常了解，出于爱国的义愤，他以“一个中国人”的名义用英文写下了《为祖国和人民争辩——现代传教士与最近教案关系论》，发表在《字林西报》上，直接对西方公众发表意见，表达中国人对西方列强侵略的不满。伦敦《泰晤士报》等媒体对这篇文章发表了很多评论，有一篇社论竟怀疑这篇文章不是中国人所写，因为“如果是的话，语气不会有那么高贵和从容”。由于辜的声音存在，西方传教士的思想侵略面临着一个不可小觑的论敌。

还有一件值得圈点的事情是辜鸿铭在上海黄浦江治局任上时，局中有外国人借办工程之机，贪污白银16万两，辜鸿铭怒不可遏，要求严厉惩办。这个人很是害怕，趁着夜晚偷偷拿着巨款找辜鸿铭，哀求放他一马，辜却不愿与他同流合污，坚决拒绝，并对此人不依不饶，穷究到底。

另外，《清史稿》还记下了这样一笔：“庚子拳乱，联军北犯。汤生以英文草《尊王篇》，申大义，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和议乃就。”以一介书生、一篇文章而在重大外交事件中达成和议，辜鸿铭的功劳不可磨灭。

辜鸿铭在今天能为我们所了解，主要是因为他留下的著作，其中最能体现他思想的是《尊王篇》、《春秋大义》和《张文襄幕府纪闻》，另外还有他翻译为英文的《论语》、《中庸》。他翻译的这两部儒家经典突破了以往西方汉学家对孔子及儒家经义的曲解，辜鸿铭利用他的英国文学根底，借用歌德、卡莱尔、爱默生、阿诺德和莎士比亚等西方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的话，来注释其中的有关经文，并借此表达他对儒家经义的理解，相对准确地完成了向西方输送中国文明的工作。欧洲大陆的读者和学者，因受了辜的影响，而对中国哲学和文化刮目相看。据称，此后辜翻译的中国典籍，一脱稿，列国就争相传译。即使是作为辜鸿铭论敌的李大钊也不得不说：“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

日本汉学家清水安三博士对辜有一段评论：“辜鸿铭的国学功底在于具有高瞻远瞩地批判、理解中国思想的眼光……他并非纯粹的国学家，但他只要具备理解、批判中国文化并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的能力，就足够了，因为除此之外的研究，对他来说都是多余的。”这个议论可以说相当中肯。事实上，辜鸿铭以上所做的一切都是服务于他的“中国文明优越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