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提出的观点本身是有其合理性的，但由于大多以英文形式在国外发表，而且他外表长期保守，往往被人视为逆时代潮流而动，其言其行也多不为正统人士所重视，以致于影响了国人对他的评价。

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为了鼓吹西方文明，推动维新思想，也对中西文化进行了比较，是国内公认的中西文化比较的开拓者。实际上，辜鸿铭比他早了四年多。关于中西差异的实质，陈独秀为了新文化运动的推进，也有过论述：西人好战，东方人喜欢和平；西人强调个人，东方强调家族；西方强调实力，东方强调感情。但是他的见解并未超出辜的水平。人们脑子中先存了前进有希望，往后看是倒退的进化论逻辑，就不惜因人废言了。

辜鸿铭所服膺的中国儒家文明具体来说应是指孔孟早期儒学，他认为宋代以后的儒学导致了儒学的狭隘化，对现在的中国未能尽到真正的责任。当然，他也并非完全排除西方文明中可资借鉴的内容，而只是希望尽可能完整地保存中国旧传统。

在清末民初的历史舞台上，他不同于对西方几近无知、盲目排斥西方文明的守旧派，如沈曾植等；也不同于一味醉心“欧化”，而对西方历史、社会了解并不深入的人，如胡适等；也不同于一度倾向西学，而后转向中国传统的人，如严复、王国维等人。

他作为一个对西方了如指掌的“洋人”，一生都在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路上前进，在他自己构建的儒家文明的理想世界里驰骋，在现实中却处处受阻，既未得到他所效力的清政府的重用，也未获取国人同情，甚至被国人视为“疯子”、异族。他在张之洞幕府工作了20年，却一直没有得到升迁，屈抑在下的感觉时时让他感到不满。1901年他在《尊王篇》中曾表白：“我已为陛下的政府工作了18年，但迄今为止还处在刚开始工作的官职上没有升迁，我现在的薪水还不如赫德先生手下的一个四等助手。”晚年在日本讲学时，他屡屡说：“在中国，我是不为我的同胞所重视的。由于他们不了解我，因此都错误地轻视我，即使在革命以前，中国也没有重用我。”“他们认为我不但保守，而且反动。”

以理想的儒家文明“救世”与国内代表先进思想的“西化”浪潮相悖，导致辜鸿铭怀才不遇；西式特征的行为思想方式导致他与中国社会沟通存在障碍，使得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爱国“海归”人士以悲剧收场，不能不让人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