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梁启超在日本大力倡导改造“国民性”的时候,在中国国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希望转而寄托于革命;而此时梁启超的政治立场却从激进的破坏主义变为过去的保守主义。为此,维新派和革命派在《新民丛报》和《民报》展开了大辩论,梁启超被革命派驳得理屈词穷。从此,他把主要的精力转入“开明专制”的研究和实践中。
梁启超之所以反对革命、共和而主张改良、立宪,跟他所倡导的新民思想有着天然的联系。他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民智低下的专制国家,革命的结果只会造成徒具共和形式的民主专制国家。因为,在民智低下、民众自治自理能力缺乏锻炼的国家,共和会成为一纸空文,仍由强权人物实行君主之实,民众则俯首帖耳甘为奴隶。
在上述理论的指导下,梁不仅反对共和、革命,甚至宣称:君主立宪虽然是维新派的政纲,但现在还不宜实行。为什么?第一,人民程度未及格,不能胜任议会政治,以正常手段行使和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第二,施政机关未整备,无论法制及其相应机构都离实行立宪政治有相当差距。按照这一逻辑思路,当时的中国只有实行开明专制才是最佳的政治选择。这便是1905年梁启超所撰写的《开明专制论》的主要观点。这种政体和理论,是封建国家实行由上而下的渐进性改革的一个中介、一个阶段。梁启超的开明专制,重点是保障民权,锻炼提高民众的文化素质、自治能力和法治意识。开明专制可以循此进步为立宪政治。
尽管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长期以来遭人诟病,但平心而论,在当时的条件下,开明专制也并非不是一种选择。实际上,梁启超当年的预言,很大程度上被辛亥革命后中国混乱的政治局势所验证了。
辛亥革命成功后,梁启超结束流亡生涯回到国内,重新活跃于民国的政治舞台,先后任袁世凯政府的司法总长和段祺瑞政府的财政总长。梁启超将“开明专制”的希望寄托于这两人,但这两人都是开明不足,专制有余,梁的政治实践注定失败。1917年11月,段祺瑞内阁倒台,梁启超的政治迷梦最终破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