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梁启超在访问欧洲一年后，写下《欧游新影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满目疮痍，十分萧条，梁启超认为这是科学破产所致，于是对他一直以来所向往的西方文明与科学产生了怀疑。他接受了1917年史宾格勒历史哲学名著《西方的没落》的观点，认为文明像生命一般诞生、茁壮、衰老，而后一去不返，西方文明的象征是“无穷的空间”，中国文明的象征是“道”，西方必须要向东方学习。

对欧美政治学说及其理想王国的质疑和幻灭，对国内现状的不满以至绝望，加深了梁启超到学术中去求解脱求出路的决心。他回归了书斋，回归了国学，立志通过国学的研究和传播，“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在学术界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具体的方法就是重新提起对传统文化的信心，批判地总结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以西方的方法进行研究，中西结合，“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非中非西之新学派”。

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梁启超是从“整理国故”开始的。从欧洲回来之后，他就与胡适等人一起积极参与了整理国故的运动，并成为国粹主义史学派的中坚。1923年发表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提纲挈领地介绍了中国在经学、史学、文学以及子部、集部、杂论等方面几百本要籍的精华所在、攻读要点与具体方法。

梁启超认为史学是国学最重要的部分，所以他的国学研究也以史学为第一重头戏。他先后撰写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煌煌专著。

《清代学术概论》论析有清一代学术思想，涉及哲学、经学、史学、考古学、地理学、金石学、文献学、佛学、美术、诗歌、历法、数学、水利等学术领域，而贯之以时代思潮兴盛转承的主线，被后世研究者称为“近代学术史上的一件珍品”。它第一次突破了传统学术史以“学案”为框架的体例，而以“时代思潮”为主轴来阐述有清一代学术思想；它是我国第一部系统总结清代学术思想史的著作；它把中国近三百年视做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力图从中梳理出中国文化迈向近代的历史进程，更被后世研究者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五四运动所促成的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意识进一步觉醒的思想表现和学术成果”。

1924年，梁启超出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该书与《清代学术概论》异曲同工，相辅相成。两书的研究对象一致，但着重点有所不同。《清代学术概论》篇幅较小，言简意赅，重点在“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篇幅较大，内容充实，重点在“史”。两书相互补充，相互发明，从不同的视角，开拓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的研究。该书与后来钱穆所撰的同名著作各领风骚，并行于世，为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奠定了基本格局，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影响深远。

《先秦政治思想史》分析了先秦政治思想四大潮流：儒、道、墨、法四家，除了扼要的编列，并提出其个人精辟的见解。此书有助于读者对上述四家的了解﹐兼可领悟研究哲学和史学的方法与态度。在这本书中，梁启超提出了一些十分重要的学术见解，例如首次提出“人治主义”和“法治主义”的概念，并用之来概括中国儒法两家的政治主张。自此，“法治”一词才在中国传播开来。

梁启超还先后出版了《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年）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926年）两部著作，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的治史方法，大胆借鉴西方近代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手段，标志着新史学的成熟：旧史学的服务对象是帝王将相和士大夫，新史学的服务对象是国民；旧史学的研究范围囿于政治史，新史学则将研究视野拓展到整个社会。两书问世以来，流传甚广，被誉为治国史者的指南针。

围绕着新史学的创立，梁启超对地理学、经学、诸子学、考据学、小学、音韵学、目录校勘学、谱牒学、金石学、考古学，都在整理旧有成绩的基础上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为这些学科的发展作出了卓著的贡献。这一时期的梁启超，成为了整理国故的行家里手，是同代人中的国粹巨擘。他以一代宗师的身份，打通了建设新国学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