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再回到篇首提出的问题：在这样一个深厚的基础上，鲁迅为什么没有去搞其他国学大师研究的“经学”和“史学”呢？

我在这里给大家提供一个浅薄的见解：第一，鲁迅对“经学”中的“经义”历来持批判的态度，而且老而弥坚；第二，他以天才的洞察力看到了中国“一乱一治，一治一乱”、“前进——倒退——再前进——再倒退”的大循环历史结构的秘密所在，他决定抛弃过去的历史，努力走出第三条道路来。也就是说，他不愿为那些被自己内心深处抛弃了的正统的“经义”和“历史”作更多的无谓的注解，搞所谓的国学研究。

鲁迅幼时念的《十三经》，多是儒家经典的原文，而不是后代学者的注疏，所以他对这些经文尽管不如其他杂经、杂书感兴趣，但也不是很反感，更谈不上愤恨。但读到后代特别是宋代学者如朱熹的著作时，他就感到“经义”可怕了。在鲁迅心中，宋代是中国文化衰弊陵夷的转折点，他十分犀利地指出：孔子在《论语》里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汉朝学者则提出了“三纲”，说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宋人就更是干脆，说什么“君叫臣死，不得不死，父叫子亡，不得不亡”了。在他的散文集《朝花夕拾》中有一篇《二十四孝图》的文章，提到朱熹编辑的《二十四孝》中“郭巨埋儿”的故事，给他精神上带来了巨大的刺激。

关于“郭巨埋儿”的故事，《二十四孝》中说道：

汉郭巨，家贫。有子三岁，母尝减食与之。巨谓妻曰：“贫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盍埋此子？儿可再有，母不可复得。”妻不敢违。巨遂掘坑三尺余，忽见黄金一釜，上云：“天赐孝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

鲁迅为此写道：“我最初实在替孩子捏一把汗，待到掘出黄金一釜，这才觉得轻松。然而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鲁迅对“礼教”的恶感大概种因于此。

说到中国的历史，最能说明其演变规律的，就是《三国演义》开头的那句话：“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近代学者夏曾佑于1904年的《中国古代史》（该书原名《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普及最广，影响一时）就此作了深刻的分析：

中国历史有一公例：太平之世必在革命用兵之后四五十年；从此以后，隆盛约及百年。百年之后又有乱象；又酝酿数十年，遂致大乱，复成革命之局。汉、唐、宋、明，其例一也……大乱之后民数减少，天然之产，养之有余。而豪杰敢乱之徒，并已前死；余者厌乱苟活，无所奢望。此即太平之原理。若为君相者，更能清静不扰，则效益者矣。

“余者厌乱苟活，无所奢望。此即太平之原理”。这个解释已经触及了一个历史时代的变迁与这个时代民众心理的关系问题。

鲁迅则将这个关系进一步深化，提出了中国人的“国民性”问题。

鲁迅所处的时代，正是外敌入侵之时，康、梁发起维新运动，以图自强，但未能挽救清王朝的衰败，于是潜伏了三百多年的明末抗清志士的排满意识重又抬头。当时的学术界在修订历史时，也设置了“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科目，鲁迅也不能例外。1902~1909年之间，鲁迅东渡日本学习，就曾加入光复会。但是，辛亥革命失败后，鲁迅认识到民众的愚昧才是症结所在。他写于1919年的小说《药》，就描写了秋瑾被杀害后，一名普通中国人华老栓不仅丝毫没有感觉，而且为给儿子治痨病，到刽子手那里买来救亡者的鲜血，用来蘸馒头吃。

鲁迅对于学者们的“民族意识”诚然是可感的，但认为措辞太绕弯子了。他直截了当地说道：

中国的历史，其实是——

一、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是乱世，可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究竟又是什么样的呢？鲁迅引了一段《左传》昭公七年的文献加以说明：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

但是“台”没有可“臣”的等级，不是太苦了么？鲁迅说：

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

在此，鲁迅就把中国历代学者所阐发的“经义”与中国历史大循环结构的逻辑关系衔接起来了。太平盛世以礼教秩序制定奴隶与主子的规则，到了盛世衰败时，社会动荡，人们不是去打破这礼教，而是急着去寻找新主子，为他们制定稳定的奴隶规则。于是新盛世来临时，便埋下了下一次由治而乱的“种子”。这“种子”便是经义中的礼教，这轮回便是历史。

这就是鲁迅不搞所谓“经学”、“史学”的关键所在，也是他进行小说创作和杂文写作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