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书读多了，笔者每每会闻到一种今天的中国人身上很少见的精神气味。似乎他并不是中国人，或者起码不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

刘半农说过关于鲁迅的一句话，“托尼学说，魏晋文章。”鲁迅自己对这个说法感到满意。“托”是指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尼”指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先驱尼采。刘半农的话，从字面上理解，是指鲁迅接受了“托”、“尼”的学说，文章风格接近魏晋时期。但实际上是指鲁迅的思想和精神层面中既有托尔斯泰的博爱主义成分，又有尼采存在主义色彩，精神气质与魏晋时期的人物非常相像。

但是，鲁迅之所以为鲁迅，并不全是受了这些人的影响。他的性格、情感、思维方法和思想更多地来自他本人的生活。

幼年的鲁迅是一个顽皮、幽默而善良的孩子。8岁那年，父亲与本家长辈相聚推牌九，鲁迅在旁边观看，一位伯伯问他：“你希望谁赢啊？”言下之意，8岁的孩子一定会有亲疏之别，希望自己的父亲赢。谁知鲁迅答道：“愿大家均赢。”其善良之心使长辈们为之动容。

13岁那年，鲁迅的祖父因为行贿浙江乡试主考官而下了监牢，被判“斩监候”。第二年，父亲突然咳血，一病不起。家道由此中落。同住一院的本家亲戚也都一个个换了嘴脸，昔日赶前赶后，恭恭敬敬的，现在侧目而视；过去笑脸相向，亲亲热热的，现在冷眼相投。大舅父家的人竟称鲁迅他们为“乞食者”。鲁迅的内心十分敏感，一下子就看清了中国人之间的关系。“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第三年，父亲去世，周家落入困顿。父亲的死，让鲁迅有了学医的念想，当然也与他发现日本通过发展医学变得强大有关。但后来，一次观影经历让鲁迅选择了弃医从文。在仙台学医时，有次课间放电影，映到日本军人挥刀砍杀中国人，而围观的其他中国人一脸麻木之时，有同学大声议论：“只要看中国人的样子，就可以断定中国是必然灭亡……”这一印象太深刻了，“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鲁迅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对环境进行反击的机会了。他迅猛地写出了《斯巴达之魂》、《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慷慨激昂的文字。同时翻译了俄国和东欧弱小国家的文学作品，阅读了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力倡一种与奴隶心态截然相反的奋勇牺牲的精神。他还和朋友一起，利用课余时间去讲道馆练习柔道、摔跤，并自备了一把刀，声称要回国复仇。为此他一度参加暗杀团。一次，上级派他回国执行一项暗杀行动，一再犹豫之下他拒绝了，理由是“一旦自己死了母亲将无人赡养”。这颇不像一个革命者甚至刺客的口气，也说明了他不可能走向这条道路。

革命道路走不了，只能专心搞文艺运动。他联合了几个人想办个名叫《新生》的刊物，但由于筹办者纷纷离去而搁浅。这使他产生了很大的困惑，加上国内家庭生活拮据，催他回国，鲁迅于1909年黯然返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