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鲁迅来到内山书店。日本牙医奥田杏花尾随鲁迅进了书店，内山老板不在，店员镰田以日本茶接待鲁迅。他们饮茗座谈，鲁迅又燃起烟卷，话题围绕在当时亦极为敏感的中日关系。

“我认为中日亲善和调和要在中国军备达到了日本军备的水准时才会有结果，但这不能担保要经过几年才成。譬如，一个懦弱的孩子和一个强横的孩子，二人在一起一定会吵起来，然而要是懦弱的孩子也长大强壮起来，则就会不再吵闹，而反能很友好地玩着。”

这天，与往日不同，鲁迅很早就离座。奥田在分手时关心道：“鲁迅君，今天的天气对你很不宜，请留心着别受了风邪。”

到家之后，周建人来了，跟鲁迅谈到11点。次日凌晨1点，方才睡下。3点半，坐起来，许广平发现鲁迅呼吸异常，赶紧给他服药，但气喘并不见好。

天亮之后，鲁迅用日文给内山写便条，托他请医生。内山打了电话，马上就赶到鲁迅家里，帮鲁迅按摩背部。须藤医师来了。他感到事态严重，请松井来会诊。松井仔细诊查后说，现在病情非常严重，今天一天要特别注意，应该用氧气治疗器。吸氧之后，鲁迅的病情看起来减轻了一些。

19日凌晨4时，鲁迅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对许广平说：“要茶。”这便是鲁迅留给人间的最后的两个字。在这之后，鲁迅就处于弥留状态。

几个小时里，看护给鲁迅连着打了好几针，但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

许广平回忆说：“他们要我呼唤他，我千呼百唤也不见他应一声。天是那么黑暗，黎明之前的乌黑呀，把他卷走了。黑暗是那么大的力量，连战斗了几十年的他也抵抗不住。”

其时为1936年10月19日5时25分。鲁迅的三弟周建人在侧。

那天早上，7岁的海婴醒来之后，佣人许妈上楼来，低声对他说：“弟弟，今朝侬勿要上学堂去了。”“爸爸呒没了，侬现在勿要下楼去。”海婴奔下楼去，看见父亲安详地睡在床上，但屋子里的气氛十分低沉压抑，许广平过来拉着海婴的手。海婴回忆说：“我只觉得悲哀从心头涌起，挨着母亲无言地流泪。”

那天下午，鲁迅的遗体移到万国殡仪馆，当晚布置灵堂，20日开始接受公众吊唁。当天瞻仰遗容的个人有4462人，团体有46个。治丧委员会原计划安排一天时间，但来人实在太多，临时决定延长到两天。第二天来吊丧的，个人大约有五六千，团体超过了80个。

21日下午3时至4时，举行小殓仪式。鲁迅的遗体被放入铜棺，棺盖的上半是玻璃的，可以看见鲁迅半身遗容。

22日下午2时，出殡仪式开始，灵柩由巴金、胡风、萧军、黄源、靳以、张天翼、陈白尘、萧乾、聂绀弩、欧阳山等十几人抬着，放到灵车上。参加送灵的人大约有五千，路上不断有人加进来，最后有一万多人。

蔡元培、宋庆龄、沈钧儒等徒步送灵，后来在再三苦邀之下，才上了汽车。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等人跟在行列最后。送灵的还有电影界名人赵丹、陈波儿、欧阳予倩、柯灵、唐纳、蓝苹、郑君里、司徒慧敏等。

送灵的群众唱着挽歌，挽歌由麦新（《大刀进行曲》词曲作者）根据当时流行的《打回老家去》填词。

队伍到达万国公墓时，天已灰黑。公墓大门挂一横幅，上写“丧我导师”四个大字。

奏过哀乐之后，由蔡元培、沈钧儒、宋庆龄、内山完造、章乃器、邹韬奋作了墓前致词。蔡元培说：“我们要使鲁迅先生的精神永远不死，必须担负起继续发扬他的精神的责任来。我们要踏着前驱的血迹，建造历史的塔尖。”宋庆龄一向很少在公众面前讲话，这天，她说：“鲁迅先生虽死，其精神仍不死，吾人纪念鲁迅先生，在集合真正革命之同志，以从事于反帝之运动，为被压迫民众而奋斗。”

之后，由王造时、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代表上海民众，为鲁迅先生献旗，白底黑字，字为沈钧儒手书的“民族魂”。这旗子就覆盖在灵柩上。

暮色四合，鲁迅的灵柩缓缓地放入墓穴。许广平撒下了第一捧土，哭声和挽歌响彻万国公墓上空。

70年后，北京东北四环芍药居附近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内，入口处左侧立着一面铁铸的鲁迅头部塑像，眼睛显然用极锋利的刻刀划过，斜笔向上，比照片中的他更加“横眉立目”。由于只有一只眼，使人难以猜测他的神情。塑像上没有写那句著名的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而是在背面录了那篇《墓碣文》。整个塑像用没有任何涂料的铁铸成，乌黑，且有锈迹。据文学馆研究中心负责人说，每当下雨，就有水从鲁迅眼中流过，像哭一样。

我不知道，当70年后的今人在讨论所谓国学，讨论鲁迅是不是国学大师的时候，如果鲁迅活过来的话，会怎么想？而所谓的国学，所谓的“国学大师”，所谓的“国学大师之死”，对于我们，对于我们的子孙后代，究竟意味着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