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散文集《野草》里面有一篇短短的《墓碣文》，形象地描述了他与死亡的不妥协的关系：

我梦见自己正和墓碣对立，读着上面的刻辞。那墓碣似是沙石所制，剥落很多，又有苔藓丛生，仅存有限的文句——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有一游魂，化为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终以陨颠。……

……离开！……”

我绕到碣后，才见孤坟，上无草木，且已颓坏。即从大阙口中，窥见死尸，胸腹俱破，中无心肝。而脸上却绝不显哀乐之状，但蒙蒙如烟然。

我在疑惧中不及回身，然而已看见墓碣阴面的残存的文句——

“……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

……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

……答我。否则，离开！……”

我就要离开。而死尸已在坟中坐起，口唇不动，然而说——

“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

我疾走，不敢反顾，生怕看见他的追随。

这篇文章写于1925年6月17日，正值北京发生“女师大风潮”。女师大校长杨荫榆虽是留洋出身，但治校却颇为传统（鲁迅后来以绍兴师爷的笔法命名为“寡妇主义”），遭到青年学生反抗，发起“驱杨”运动。后来发展到反对以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章士钊为代表的北洋政府。鲁迅介入此事时已是1925年，主要是和陈西滢等“现代评论派”开展论战。此时的鲁迅，已然意识到自己陷入了虚无的泥潭，对启蒙产生怀疑，但又不愿走向天国，他对胡适的自由主义很是失望，认为只有投向俄式革命。

自此至鲁迅去世的最后十年，他始终孤身战斗，这战斗实际上是对虚无的逃避。特别是蛰居上海租界之后，他熬夜录碑、纵酒，拼命写作。据许广平回忆，那时鲁迅经常夜间只和衣睡两三个小时。

1936年初，鲁迅肺病复发，5月中旬，一度濒危。鲁迅请在上海开医院的日本须藤医师为他诊治，每天注射荷尔蒙，病情稍有缓解。

5月31日，史沫特莱请美国的邓恩医生来给鲁迅做检查。邓恩检查完后说，如果是欧洲人，则在五年之前就已经死掉了。在1935年底，史沫特莱和茅盾商量，想请鲁迅到苏联去疗养，但鲁迅拒绝了。

1936年9月，鲁迅写了一篇《死》的杂文，其中留了一份遗嘱：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写完之后，鲁迅“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他继续写道：“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10月份，他的病体似乎好一些了，体重也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