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人提到军阀，想到的往往是封建、保守、落后、割据、蛮横，是裙带作风、妻妾成群和不谙天下大势。如果说，传承“高贵”、问鼎中原的北洋军阀，因其所处的位置，还能多少得到一些客观、公正的评价，那么僻处一隅的西南军阀，则只给人留下护国战争、顺泸起义、出川抗战、五华兵变和西康—昆明起义等一堆突兀的碎片，和几十年你不死我也不活、没完没了的混战。

谁会想到这群如泥潭里厮咬野猪般的武夫，竟几乎清一色的“科班出身”？蔡锷、唐继尧留日士官生出身，龙云、卢汉等滇系将领多出于号称“西南军事圣殿”的云南讲武堂。川军将领中，熊克武、刘存厚是留日系，刘湘、潘文华、杨森、唐世遵是速成系，刘文辉、田颂尧是保定系。黔军总司令王文华则是投笔从戎的师范研究生、历史爱好者。

如果以出身论人生，他们绝不该沉沦于割据、混战的泥潭，而应投身时代，有理想、有作为。事实上，这些后来的军阀在其入世之初，的确充满着理想主义、乃至浪漫主义的朝气：蔡锷与梁启超等大学者往还，鼓吹“军国民主义”，主张提高全民族素质；熊克武、王文华、杨森、田颂尧等参加同盟会，为推翻帝制前仆后继；王文华倡办“少年贵州会”，主张革绝暮气，重振黔风……

他们不仅这样想过，也的确曾这样尝试过。地处偏僻的云南曾以“新学”著称，有完善的新式军校教育、自给自足的现代兵工厂，和令人耳目一新的市政建设；四川刘文辉等的辖区，新式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学校往往修得比县衙更气派；“地无三尺平”的贵州，出现了近代工业、近代体育和五花八门的学会。曾有那么几个节点，西南被视作黑暗中的一盏希望灯火：重九枪声，护国呐喊，乃至后来改变中国颜色的国民政府北伐，西南都扮演过倡先声者的角色。

然而这些意气风发、志向高远的士官生、军校生一旦手握兵权、开府控地，很快便泯然乎一众军阀，甚至比一众军阀更不堪。曾经的同盟会员田颂尧、杨森当初高喊民主、共和，提倡新风气、新气象，最后却变成画地为牢、金屋藏娇的山大王、土皇帝。书生出身的刘湘、举人出身的刘存厚曾崇尚气节，当政后却向背不定，朝秦暮楚，刘存厚还落下个“刘厚脸”的恶名。至于号称“开风气之先”的云南，从唐继尧到龙云等四军长，再到卢汉等四师长，初起事时无不高喊为国为民、革除弊政，一旦当权，却仍然回到以裙带治政、治军的军阀老路上去。打着为国为民、出身多半清白的西南军阀，收起苛捐杂税来，却往往比“生下来就是军阀”的北洋系更狠。

事实上，这种蜕变非惟西南，在全国范围内都普遍存在，如积极投身二次革命、曾倡导“湖南自治”的赵恒惕，在新疆推行新政的杨增新，甚至被讥讽为“经典军阀”的阎锡山，都曾从言论、乃至行动上，走在时代的前面，但久而久之，他们便同样泯乎众人，甚至比那些“野出身”的军阀更加不堪。

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是丛林法则横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经典模型——理想、道德、志向，都不得不让位于生存自保。四川军阀们尝过罗佩金主川“大云南主义”的恶果，云南军阀们也看过蔡锷让权、唐继尧恋栈的正反例子，而理想主义色彩最浓厚的王文华，最终却落得凄凉下场。纷至沓来的前车之鉴让善于学习的西南诸侯们猛省：理想可以谈，也可以做，但若保不住地盘，一切都是虚话。

当现实过于强大时，理想是脆弱的，个人更是无力抵抗命运的捉弄。远离政治中心和矛盾焦点的西南诸侯在这种日复一日、没完没了的自保和图人中，逐渐销磨了昔日的敏锐与志向，变得患得患失、斤斤计较、目光短浅、得过且过，为保住地盘和实力无所不用其极。他们中虽有个别人终究重归于理想主义，但这也只不过是大权旁落且复兴无望、无可奈何下的角色回归。哪怕还有一线重返泥潭的希望，他们仍宁可变回昨日之山大王，也决不愿重做前日之士大夫——唐继尧、杨森，都是典型的例子。

任何一个时代的命运，都是由无数个人命运汇流而成，研究西南军阀们从理想到现实的步步滑落，有助于今天的人们去体味历史的无情、前人的无奈，去认真思考自己在理想与现实间的定位。

我与本书作者江上苇认识已近十年，当年的他，意气风发，是个天不怕地不怕，说好听点儿充满朝气，说不好听点儿就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人。岁月磨砺，如今他已在近现代军事史研究领域开辟了一方天地。

然而写书和做研究是两码事。正如理想和现实往往充满了痛苦的冲突与矛盾一般，唐继尧、刘文辉们当年徘徊于理想与现实间的痛苦，作者和我也同样时刻需要去思索、去面对。生活的压力，生命的尊严，理想的崇高，现实的无情，林林总总，交织缠扰。当月黑灯高，笔下西南诸侯们你方唱罢我登场之际，看看书稿，再看看自己，是否会自嘲地发出一声苦笑？

当理想遭逢现实时，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答案。当所有答案交织在一起时，便是今日之现实、明日之历史。古今中外，大抵如此。

陶短房

庚寅二月十六北美列治文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