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在日本主持开设了号称“神州山海国堂”的袍哥公口，到处宣传说：内地各处都有袍哥，袍哥中亡命徒最多，只要能好好调度，就会发挥无穷无尽的力量。他还倡言，清政府在内地力量薄弱，清兵中也多是袍哥，所以在内地发动革命，再加以里应外合，是最容易成功的。

说到底，这唐大爷他也不是反对革命，而是反对中山先生的革命方略。他瞧不起这种胡乱凑满几十个人十来条枪，就随便找个闹市口干一榔头买卖树名头，然后到处去圈钱的做法。

唐大爷是讲义气的大哥，可舍不得这样拿兄弟伙的性命去开玩笑——可是他大概也没有想明白，这帮穷酸秀才为什么偏就肯跟着孙中山去玩命流血？那种鼓舞了一个时代的政治理想，那种对新时代的热切渴望，终究是一个满脑子旧思维的袍哥大爷所无法真正理解的——不管他是不是很懂炸弹技术。

不过唐大爷虽然方略不错——后来的武昌首义，就印证了他内地造反更容易成功的预言——但到底是个老派的土包子，认识不到现代宣传手段和政党理论在蛊惑人心上的重要意义。他只知道用江湖结义那一套老掉牙的办法拉兄弟伙，所以在扩大组织上始终处于下风，连他门下那些自认是比较有热血的兄弟伙，也纷纷投奔同盟会而去。

唐大爷见大事不济，只得仰天长叹，泛舟西归，回到重庆继续当他的袍哥大爷去了。

1910年，唐大爷接受另一位重庆袍哥大爷，同时也是同盟会员的石青阳之邀，去浮图关蚕桑所当了一年的教员，便又辞职赋闲。这时候已经是著名的1911年，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个“辛亥年”了！

这一年，是中国历史上天翻地覆的一年。说“天翻地覆”，不仅仅是指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被推翻，更是指那个时代的人们在个人心理上，在伦理道德上，在政治经验上，以及在对未来的预期上，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那些站在新时代与旧时代交汇处的家伙们，英雄也罢，狗熊也罢，不管怀着怎样美好的理想与憧憬，都在那一瞬间，在现实的、激烈的社会震荡中，在灵与肉的艰难抉择中，傻眼了。

正当唐大爷傻瞪着眼，不知道是不是该积极投身到反清复明的伟大事业中去的时候，一帮企图谋反的秀才也找上门来了，他们打算说服唐大爷与之同谋。

在这个天翻地覆的时代里，这些知书达礼的秀才也并不比袍哥们更明了未来，他们也没少闹笑话。

话说当年朝廷办新学，于1903年废东川书院，就在旧书院的基础上办起了重庆府中学堂（其位置就在今天重庆渝中区的洪崖洞，这里如今改建成了一个古文化街，张培爵的纪念碑就竖立在那儿——嗯，直到今天它还静静地守望在那儿，看大江东去，潮起潮落。在这现代文明的喧嚣与漠视中，它愈发显得孤傲而苍凉）。

在今天看来，这也就是个初高中程度的教育机构而已，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在当时，这里却是新思想与旧体制成天打得头破血流的地方。

先看看当时的教学情况吧，从这里就可以看见那个时代有多少矛盾在积累孕育。

传统的国文教学自然是重点，但先生们讲授什么，却全然没有章法可绳，完全靠个人即席发挥。于是有的先生讲大路货的桐城文章，有的先生讲晦涩诡谲的龚定庵文，有的讲唐宋文，还互相指责对方瞎讲，莫衷一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