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护国之役中，唐继尧虽勉强同意借兵给蔡锷、李烈钧讨袁，但其志却实不在讨袁，而是要借讨袁之名把这两位在云南极有威望的老大哥推出门去，以免威胁到他的地位。

所以蔡、李两军一旦离开云南，唐继尧即在后勤支援、兵员补给上，变得异常的不痛快，因而使蔡锷讨袁之师仅能局促于川南一隅之地——如果不是恰逢北洋内乱，而袁世凯又早死，则天下胜负之数，尚难定论。

所以“护国三杰”蔡、李、唐中，唐继尧这一“杰”，是水分颇大的。

初蔡锷在川时，以大义公心操持川省军政，故川滇之间虽有矛盾，尚未激化。然一待蔡锷去任后，唐继尧、罗佩金便以征服者自居，推行强滇弱川的“大云南”政策，于是双方立起冲突。

首先是利用罗的督军职权，把持成都兵工厂，大肆扩充本军实力——护国之役，入川滇军仅有十二营，到战役结束后，因为损失消耗，仅存十营。然随后唐继尧便络绎不绝地送来七千云南徒手新兵，利用成都兵工厂在此半年内生产的武器，补足了两个整师的装备。

而对斯时五个师又一个混成旅的川军部队，唐、罗则极力加以抑制。非但装备上并无补充，且在经济上也多方刁难——就连刘存厚部在护国战争中因为起义而导致的欠饷，甚至伤亡官兵的抚恤金，罗佩金也一概置之不问。后经刘存厚等多方交涉，罗才对抚恤金略为敷衍，欠饷却仍然不管。

其次，则是动用督军权力强迫川军缩编——这是川滇冲突的焦点所在。

罗佩金先期计划拟将属于国民党系统的川军第四、第五两个师，各缩编为一个步兵旅，而其他各师除首先起义的刘存厚第二师外，均减编为每连九十人的步兵师并废去骑、炮、机枪等特科编制。而远期则计划将全部川军缩编为一师一旅——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驻川滇军虽在名义上也要缩编为一师一旅，但加上督军署所属之警卫团、兵工厂护卫营等合计，实则仍保留有两个整师。

在军饷上，滇、川两军之待遇差异则更为显著：滇军一个师年费一百二十万，川军一个师年费仅八十万。

唐继尧、罗佩金一再喧宾夺主的做法，终于激起全体川军之激愤，于是遂有“川人治川”口号的提出。

这是四川地方实力派，自辛亥后又一次争取地方独立的斗争。

1917年3月19日，罗佩金召集全川军事将领集会成都，宣布裁军方案：驻川滇军编一师一旅，黔军编一旅一团，川军则分期予以裁编。

川军众将闻此大哗，遂在刘存厚和第一师师长周道刚的倡导下集会商讨对策。最后决议以资格最老、胆子最大的刘存厚领衔，向黎元洪大总统及国务院、陆军部控诉川督罗佩金之种种编遣不公。

罗佩金闻知川军将领敢告御状，已大不满，而适逢北京方面又有欲变更四川督军之说，他遂更加恼火，乃悍然决定以武力解散川军第二、第四两师。

第二师师长刘存厚领衔反罗，在挨整的黑名单中榜上有名自不奇怪，那么第四师师长陈泽霈又是凭什么上榜的呢？

这位陈泽霈本四川巴县人氏，老同盟会员。早在“二次革命”时就在李烈钧的江西都督府做参谋长（这位可是云南帮的老大哥）。所以李烈钧败后，他便凭着这层关系跑回重庆混入驻黔滇军黄毓成部，并借机保护了一帮落难的革命同志（比如说杨森、陈鸣谦这帮人）。此次护国军入川之役，他又担任罗佩金的助手，所以罗佩金便拿他当自己人，希望他能在裁军中带头予以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