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各路滇黔军队开始磨磨蹭蹭、跌跌撞撞地向成都进发时，困守皇城督署的戴戡已经撑不住了。

刘存厚对滇军即将发起的援戴行动深为忌惮，尤恐陷入内外两线同时作战的不利势态，因而在包围皇城后，便一再发起猛攻，力图尽快解决战斗。

刘军以参谋长汪可权为攻城总指挥，于14日上午实施爆破，轰垮皇城部分城墙，继之以敢死队冲锋。但黔军亦组织兵力拼死抵御，以白刃格斗将川军敢死队赶出。

正在刘军一筹莫展之际，炮兵团团长、云南讲武堂第一期炮科出身的赖心辉却立下一功。在他的建议下，刘军集中全师四十余门火炮猛轰皇城。川军炮击将黔军弹药库摧毁，爆炸持续一天一夜。黔军经此一击后，粮弹两缺，援军不至，已到山穷水尽地步。

戴戡惊惧之下，只得请曾在刘存厚部任旅长的警察厅长雷飙出面居间调停。他表示只要川军肯停火，自己愿意交出督军、省长、会办等三颗印信，并率黔军退出成都。而刘存厚为迅速瓦解皇城内黔军的抵抗，以免遭到来援滇军的两面夹击，也诡称同意。

7月17日，戴戡交出大印，统率全部黔军退出皇城，经三桥、红照壁、南大街退出成都南门。

至此，共计历时十三昼夜的戴、刘成都之战，始告一段落。

不过黔军的磨难，这才刚刚开始。

早在川黔两军在成都城内交火的次日，刘存厚便已抽调舒云衢旅之邓锡侯团，驰赴龙泉驿之山泉铺一带布防。刘存厚意图有二：一来可以阻击自东大道资阳、简阳方向，或自西南仁寿方向来援的滇军；另一方面，也可以堵截自成都溃逃的黔军，不使漏网。

本着以上目的，邓锡侯进抵龙泉驿后，便派出大批便衣侦探向以上三个方向搜索，团主力则控制于山泉铺附近待机——故这批自成都仓皇溃逃出来的黔军残部，正好一头撞进邓锡侯精心编织的大网中。

邓团所属的何绳武连，在华阳、简阳交界处的百合寺鹞子坝一带守株待兔，结果等来了一群大兔子——黔军逃出成都后，参谋长张承礼、财政厅长黄大暹、警察厅长雷飙等人便与戴戡分道，带着卫兵数十人单独行动。他们到此休息时，遭到何连突袭，诸人仓皇越墙而逃，张被当场击毙，黄大暹被拿获，仅雷飙一人侥幸逃脱。

关于黄大暹的下落，当事人邓锡侯回忆称当场击毙，但这个说法颇有隐情。罗佩金在1917年7月17日的电文中向中央转述雷飙的证词称：“……警务处长雷飙，督署参谋长张承礼，财政厅长黄大暹诸人避难出城，在贾家场（事发地点罗佩金和邓锡侯叙述不同，但邓既为土著，又系当事主官，故其回忆应更为准确）被逆军围击。雷幸脱险，奔至资阳。张不知下落。黄被拿获，至茶店子（在龙泉驿）惨遭杀害，割肝充饪，其眷属受逆军奸淫奇辱，无所不至。逆军残忍，虽流贼盗寇，无以过之，合电奉闻。”

据说，乃是黄财神随身携带的大批浚川源银行钞票，为其招致了杀身之祸。

黄字孟曦，四川永川人，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出身，曾任财政部次长，乃是梁启超派入四川的重要干部。《四川军阀史料》第一辑中，今尚存其于1917年3月中提交全国财政会议议案及呈四川省长文，条理清晰、剖析中的，颇不乏忧国忧民之心，端是人才难得。然乱世之中，性命竟如草芥，亦属可悲。其曾孙辈今为体坛名嘴，讲解亦以条理清晰、激情四溢闻名，大有乃祖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