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与黔军旅长熊其勋，是跟着大部队走的，但一出成都城，便多次遭到川军及地方土匪队伍的截击和偷袭。

一来滇、黔两军在成都城中的暴行，已经激起了包括袍哥土匪队伍在内的全川人民的愤怒，二来那些占山为王的土匪部队历来觊觎正规军手里的枪械，现在当然也不肯轻易放过这支形同落水狗的客军。因此出逃的黔军处处受敌：7月17日刚由南门出城，后队行李即被伏截；18日由中兴场出发，又遭伏兵兜击，辎重大失，伤亡尤重，部队崩溃。黔军残部九个营五千余人，大部被歼，仅营长沈同德、匡文汉、梁一民及营副邱泽、和自美等人率残部约两个营拼死溃围逃走，后为滇军骑兵团收容。

而戴戡、熊其勋则与大部队失散，杳无音讯。

滇、黔两军多方派人打探搜求戴、熊二人下落，但却一无所获。直到7月26日，刘显世才从四川各报上得知，谓21日川军团长廖谦已在秦皇寺将戴戡擒杀。

原来7月18日戴、熊与大队离散后，慌不择路，蒙头逃到仁寿附近的秦皇寺时，身边已无甚人马。偏偏冤家路窄，在这里布防堵截的又正是他们的老对头，舒云衢旅的另一个团长，贵州人廖谦——这个廖谦，在辛亥年贵州独立后曾出任军政部长。后因戴戡勾结滇军颠覆自治政府，他才败逃到四川加入川军。说来这人正是戴、熊的死对头（眼前这个黔军旅长熊其勋，也是滇军侵黔时随唐继尧回黔的），故对打戴、熊格外起劲。

在廖团的堵截下，黔军残部一触即溃。戴戡与熊其勋走散，稀里糊涂地死于乱军之中。熊其勋化装成农民逃跑，亦被邓锡侯团捕获。邓锡侯指其为挑起战端的祸首，当即在成都东郊的兵工厂新厂将他斩首。

时有好事者给戴戡写了一副挽联，上联是“生前惯效秦廷哭”，下联道“死后方知蜀道难”——虽然很有点幸灾乐祸，于作古之人大不敬，但这副不够厚道的联子，对戴戡生平事迹的描述倒是相当贴切的。

关于戴戡的死因，还很有一段小插曲的。

事后据当事人廖谦向中央辩解称，戴戡系自尽，己方实未谋害。邓锡侯则说得更清楚，称戴戡系遭袍哥队伍吴庆熙部截击，意图缴获其枪械，戴遂自尽。

而在戴之后出任代理督军的川军第一师师长周道刚，则称：“戴前督行抵华阳县属秦皇寺附近，突遇前方败退回来之川军，双方因误会开枪互击，戴督中弹身故，灵榇已由川军运回省城。”

而滇、黔方面则一口咬定，戴是被川军谋害。

此三说中，邓锡侯和廖谦是在推卸责任，而且打算全部推给死人，不留后话；周道刚貌似在替刘存厚推责任，但却又故意不推干净，一心要给刘留个尾巴——谁叫刘存厚也是四川督军的有力争夺者呢；而滇、黔以及北京的梁启超，认定川军故意杀害戴戡之说，则是为继续用兵四川或惩罚刘存厚找理由。

此外还有民间说法。

周素园的《贵州民党痛史》对这一段的描写相当详尽，但部分场面就很“三国”化了，需要有取舍地读来：“戡绝谲，以制服衣裨将，而徒步杂厮养中。伏兵发，围之三重，裨将下骑受缚，荆荣（廖谦部营长田荆荣）熟视之，曰：‘非也，不类。’德润（刘存厚部参谋江德润）就从众中取戡，戡股栗无人色，稽颡乞贷一死。德润曰：‘嘻，吾自治党员也，尔杀吾同志多矣。吾与廖团长、田营长，皆幸存者也。尔奸狡之尤，不可以污吾刃。’挥弁兵攒射之，洞胸贯脑。以尸归成都，请存厚派员检验。存厚命肆诸锦江洲上，川人恶戡甚，或投以瓦砾，或渍以溲溺。越三日，存厚下令收葬。其夜大雨，戡残骸漂没，不知所往。”

说戴戡系被原黔军旧人廖谦等俘杀，事诚可能。但于酷暑时节肆尸江洲三日，任人便溺，后为大水漂没，这个就形同小说家言了——要知道，梁启超老师这会儿正在国会里发飙，拍着桌子要求北洋政府严惩刘存厚呢，聪明的老刘又怎会如此授人以柄、自找麻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