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看到这里，唏嘘不已。他比小妹大了十几岁，生活一帆风顺，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困难。小妹小小年纪，就有这么多的经历。他对小妹更加同情和怜悯。想着，他又低头看了下去：

我到纽约已经一个多月了，外出面试几次，但是都被拒绝，因为我没有经验。因为工作还没有着落，我很着急，就催促堂叔尽快帮我找到工作。堂叔想让我到他的餐馆洗碗扫地，但是堂婶不同意，担心我会仗着堂叔的关系不卖力干活。

一天晚上晚饭后，堂叔来到地下室，问我：“小妹，你知道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吗？”我回答：“找工作呀。”堂叔笑了说：“不错，你是要找工作。但是，你是女孩子，嫁人也是一条途径。如果嫁人，夫家就会帮助你还债了。”我当时并不想嫁人，认为我年龄还小，还有理想没有实现。堂叔不以为然，认为女孩子嫁人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堂叔给我制定的对象标准是，要有身份，是永久居民（绿卡持有人）或者美国公民，另外对象最好要有生意，因为他们要能帮我付旅费。在纽约，人们把偷渡费叫做旅费。从此，我就开始不断地相亲。

我的第一个相亲对象是个三十多岁的福州人。据堂叔介绍，此人英文名字叫皮特，已经入籍成为美国公民，现在经营一家餐馆食品批发公司，收入颇丰。那天，我和堂叔一起到法拉盛的一家中餐馆与其见面。皮特个子不高，说话声音很大，有种暴发户的感觉，盛气凌人。我能闻到他的口臭。我觉得皮特对我很满意，但我对皮特没有好感。

吃过饭后，皮特执意要带我去逛商店。我本不想去，看了堂叔一眼。堂叔就说，逛逛街也无妨。于是，我就和他一起去逛街。逛完一个商场，他说带我去看看他的一个朋友，也是我的老乡。我在纽约没有朋友，心想多认识一个老乡也不错。

我随他走进宾馆，小姐似乎和皮特很熟，就拿出一把钥匙交给皮特。皮特带我上电梯，在第五楼停下。他打开一个房间，让我进去。我刚一进去，皮特就把门反扣上。接着，皮特就把我抱住，嘴巴贴在我的嘴上。我拼命把皮特往外推，并用脚往他的裤裆下踢。皮特惨叫一声，用双手捂住下身。我趁空跑向门口，拧开房门就往外冲。我的第一次相亲就这样结束了。

我第二次相亲的对象是一个福州小伙子，名叫陈建。陈建当年二十七八岁，个子很高，很瘦，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但是，陈建好像不太自信。他告诉我，他自己的偷渡费刚刚还完，目前手里没有现钱。他尚未拿到绿卡，因为申请政治庇护原因是支持台湾独立，而法官不相信他所说的在村子里散发支持台湾独立的传单，因此法官拒绝其政治庇护申请。他向我提出建议，他愿意和我同居，先生几个孩子，两人共同挣钱偿还偷渡费。临走前，他还趁机吻了我一下。

我回去和堂叔一讲，堂叔坚决反对。他说，你嫁给这样的人太吃亏了。这些人要钱没钱，要身份没有身份，嫁过去只有受罪。最后，堂叔责怪介绍人：“没有身份没有钱还找什么老婆？”介绍人一脸尴尬，道歉离去。这次相亲无疾而终。

我的第三个相亲对象是一位来自上海的知识分子。有一天，堂婶突然到地下室来找我，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原来，她在纽约中文报纸上看到一份征婚广告，感觉不错，连忙拿给我看。广告称：约翰，企业主，美国公民，四十岁，身高一米八，英俊洒脱，博士毕业，离异。寻找二十五岁以下中国女性，无性经历，无身份者可以考虑。

堂婶说，这个人条件很好，只是年龄大一些。她建议说：“你可以和他结婚，拿到身份后再离婚，很多中国人都是这么做的。”堂叔听到堂婶这么说，也在一旁附和说：“你婶子讲得对。你让他帮你还钱，拿到身份后，不行再离婚。”看我没有反对，堂婶就拿起电话机，给对方打电话。他们敲定见面的时间地点，让我去见面。我本来不想去，但是又不好驳堂婶的面子，就应允前往。

见面的地方位于曼哈顿唐人街的一个办公楼里。我如约赶到大楼外。从外观上看，这栋大楼起码有百年历史。约翰戴副眼镜，文质彬彬，他总是客气地称我为“林小姐”。他先介绍自己的学历，然后介绍自己的公司。在他的小型办公室里，约翰告诉我墙上贴着的那张纸就是他的博士学位。我看到，这家公司虽然名为“环球贸易公司”，实际上只有两名雇员。

到了吃饭时间，约翰带我到附近麦当劳快餐店吃了一个汉堡包。我提出还债和结婚的问题。约翰说出他的计划：结婚前，我们两人要先同居，等待我怀孕后再办理结婚证；他可以帮我还款，但是每年只能出一万美元。我回来和堂婶一说，堂婶皱了一下眉头，没有吭声。这次相亲就不了了之。

我的最后一个相亲对象就是亨利。嫁给亨利主要是出于经济目的。我找不到工作，而家里每个月都要还本付息。我当时的确无路可走。亨利对我百依百顺，我也曾经想和亨利度过一生。但是，遇到琼斯使我改变了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