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多到足以支撑荣智健的物欲享乐,但是他还不满足。在渐次MBO(管理层收购)中信泰富的过程中,荣氏家族已经成为第二大股东,在当时看来大有直接取代母公司北京中信成为第一大股东之势。从1997年开始,中信泰富的“荣氏”色彩越来越浓,更多时候,外界会认为中信泰富实际上就是荣智健个人的资产,而另一方面,荣智健自己似乎也这么认为,大有“母子”分离独立发展的态势。
从1986年荣智健加盟中信香港,到1997年荣智健MBO中信泰富谋求独立发展,荣家产业与国有资产之间经历了一个从合到分的过程。
荣智健曾经有机会对中信泰富实施MBO。但1997年,一场意想不到的金融危机将荣智健的美梦击碎。
1997年6月30日午夜,中英政府在香港会展中心新翼举行庄严隆重的交接仪式,4000名来自英国、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地区以及其他国家与国际组织的贵宾和外交官见证了洗刷中华民族耻辱的仪式。
荣智健和中信泰富的员工全都沉浸在香港回归的喜悦中,从1978年到香港打拼,他已经在香港度过了近20年,对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情感。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香港回归祖国的第二天,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直到现在我们都无法确认这是否是国际投机客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活动。
当年7月2日,在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投机资本的阻击下,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引发了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
当天,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下降了17%,外汇及其他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在泰铢波动的影响下,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
8月,马来西亚放弃保卫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印尼虽是受“传染”最晚的国家,但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10月下旬,国际炒家移师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矛头直指香港联系汇率制。台湾当局突然弃守新台币汇率,一天贬值3.46%,加大了对港币和香港股市的压力。
在国际游资阻击港币的关键时候,摩根士丹利又插上了重重的一刀,其首席分析员巴顿·比格斯突然宣布看淡亚洲股市,其公司将在港持股的比重从2%降到零。于是在四家大型基金组织的带动下,许多外资纷纷沽货离场。
香港恒生指数于10月21日、22日连续两天大幅下挫,累积跌幅近1200点,约9%,被当地市场人士形容为小股灾;23日,香港恒生指数最低曾落至9766.7点,跌幅高达1871点,恒生指数闭市时报10426.3点,退低1211.5点,下跌了10.4%,有人甚至认为这一天的跌幅可与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相提并论。
上市公司市值,以单日计算,损失了4335亿港元,同8月份市值高峰期的43354亿港元比较,减少了15420亿港元,减幅达三成半。与此同时,富豪的身价亦大幅度缩水,香港十大富豪估计共损失超过2100亿港元。
期间中信泰富不仅主营业务受到威胁,股票在二级市场更是风雨飘摇,股价由8月最高53港元/股下滑到8.85港元/股,中信泰富的市值大幅度缩水,荣智健的个人财富也缩水超过大半。
在金融危机之前,荣智健由于盲目收购和扩大基建投资,一度令中信泰富负债比率增至五年以来最高位,公司负债和股东资本金之比约2?誜1,即各负50%。中信泰富在1997年度的资本性投资为200亿港元,年底时长期借贷上升1.98倍,达204亿多港元,净利息支出也增加20.68倍,达8.98亿港元。
面对严峻形势,荣智健也束手无策,赶忙奔赴北京与王军紧急磋商注资方案。最后来自中信集团的10亿港元贷款支持让荣智健转危为安,但荣智健全盘MBO中信泰富的计划也随之搁置。
其实,这个时候,王军的日子也不好过,他后来回忆道:“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是我们日子最难过的时候。1997年以前我们公司70%~80%的收益来自海外。1998年合并报表中,国外的收益就反了过来,只占了30%。在1997年以后,世界木材价格下降了一半,我们在海外的主要投资--林业也非常吃紧。”
但是,凭借之前王军出售中信泰富股份给荣智健回笼108亿资金打底,荣智健总算安然度过“九七年金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