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人都有过拔河比赛的体验：当每队两个人时，两人的合力最多只有两人总力量的90%，四个人时大概只有80%，八个人时可能就只有60%。人越多，总的力量虽然越大，但效率却越低。这是因为大家的力没有使在同一个方向上，所以，要让组织发挥出最大效力，就要统一思想，让人们的劲往一处使，也就是毛主席强调的：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那么，如何才能使团队步调一致呢？毛泽东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①他在组织撰写并亲自修改过的《留守兵团政治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思想掌握一切，思想改变一切。”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认为人的思想是很难被改变的。其实，看看当年的日本战犯就知道，人不是不可以改变的。东京审判的26个甲级战犯，没有一个认为自己是有罪的。可是被中国收押的1000多名日本战犯，在接受教育改造后，却个个认罪伏法。

时至今日，国内外学者谈到毛泽东，都对这一套思想改造术由衷地佩服。可有谁知道，毛泽东的这套管理办法也是在带兵实践中被逼出来的。

在大革命失败的低潮时期，党内及社会上有很多悲观论调。如1929年陈独秀在《论红军问题》一文中就提出，如果革命高潮不能很快到来，朱毛一类所谓的“红军”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他甚至断言，这种“红军”没有存在价值，也没有任何前途，只能导致党内许多好同志的无谓牺牲。

从当时的环境来看，陈独秀的观点似乎不无道理。在长期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在缺少城市工人群众参与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政党有没有可能不走以往农民起义军的老路，建立起一支以农民为主，却又无产阶级化的革命军队？如何建立这样的军队？这是全新的问题。不仅陈独秀持怀疑态度，就连当时实际上指导中国革命的共产国际和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也无法给出明确答案。

其实，亲自组建这支队伍的毛泽东，对这些问题的感受更真切、更深刻。初创时期的红军成分非常复杂，加上环境恶劣，出师不利，部队的士气一度非常低落。不仅士兵和基层军官失望、彷徨，不知出路何在，就连一些指挥员也发生了动摇，不少人都开了小差。

要巩固和发展红军，最难的还不是对付动摇分子，而是如何做好留队官兵的思想工作。由于缺乏理论指导和实践经验，说不清真正的红军到底该如何建、怎样管，官兵中各种想法都有，出现了许多不良倾向。当时部队中存在着多种错误思想，如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由此而知，官兵的思想有多么混乱。

对此，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了解决之道：“红军成分，一部是工人、农民，一部是游民无产者。游民成分太多，当然不好。但天天在战斗，伤亡又大，游民分子却有战斗力，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的一法。”①

毛泽东不仅深入到官兵中间，亲自做思想工作，经常给部队讲课，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错误倾向，而且注意总结这方面的经验，使之上升为管理理论。“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①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毛泽东已经有了注重从思想上建军，将思想教育作为管理部队基本途径的明确意识。

毛泽东关于思想建军的主张，起初并没有得到其他红军领导人的认同。他们认为，毛泽东写文章是行家里手，但打仗不是他的专业，况且他也没有带过兵，怎么能听他的呢？

朱毛会师组建红四军后，领导层内部经常围绕如何建军、如何带兵等问题，不断爆发激烈的争论。一些同志受旧军队单纯军事观点的影响，以为红军的任务与白军相仿，只是单纯地打仗，因而“军事好，政治自然就好”，不管用什么方法带兵，只要能打胜仗就行，双方各执一词。红四军到赣南后，矛盾越来越突出，直逼得毛泽东不得不离开红军领导岗位。毛泽东离开后，红四军内部思想更加混乱。不久，出击闽中和冒进东江连吃败仗，部队损失惨重。

迫不得已，红四军紧急召开了八大，但又是在无组织状态下吵了三天，毫无结果。此时，一些同志决定联名写信请毛泽东回来。1929年10月，陈毅连写三信，用快马送给毛泽东，并自我检讨说：“七大没有开好，我犯了错误。中央认为你的领导是正确的。四军同志盼你早日归队，就任前委书记。”毛泽东随即回到红四军。此后不久，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思想建军的主张才正式得到红军各级指挥员的认可。

从毛泽东思想建军主张得以确立的过程中可见，思想教育的价值并非一目了然，也不容易被人们一下子就认识到。因为思想作用于人的精神世界，其最大的特点是看不见，摸不着，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远不如其他工作那么直接，那么明显。

在部队，无论完成什么任务，第一步就是搞思想动员，就算再紧急的事情，也要做好大家的思想工作。

例如，2008年发生的四川汶川抗震救灾，解放军部队受命紧急奔赴灾区。由于情况来得突然，许多官兵都来不及与亲人告别，就匆忙上路了。可即便是这样，部队也不忘搞好思想动员。在飞机上、在列车上、在急驰的汽车上，指挥员会抓紧一切时间，召开党委会、支委会和党小组会，传达上级指示，明确各单位的任务，对各级各类人员，特别是党员、骨干提出要求。有可能的话，还要组织官兵讨论，谈认识，表决心。经过这样的思想动员，及时化解了各种思想障碍，激发了官兵高昂的斗志，再投入战斗，部队的精神面貌大不相同。

思想通了，一通百通。张瑞敏就说过：“如果一个员工思想不通，你派十个人都管不住他；如果思想通了，你不用管他，他都会努力工作的。”

管理工作与思想工作，有时很难分开。前些年部队允许搞生产经营时，有一次笔者曾代表单位与一位大公司的副总谈合作。对方一见面就握着笔者的手说：“政委呀，我们可是同行。”看到笔者惊讶的表情，他解释说：“我这一上午什么都没干，全做思想工作了。外地一个分公司，一二把手闹不团结，打电话告状，我说了这个劝那个，你说这是什么工作？思想工作吧？紧接着下面一个部门，任务快完不成了，找我来泡蘑菇，说能不能给减点指标。我坚持不能减，说了半天，你说这又是什么工作？是管理工作还是思想工作？”

企业发展遇到困难时，需不需要做思想工作？有的管理者觉得思想工作太遥远，远水不解近渴，总想等经营条件改善了，再去做思想工作。其实，从我军成长发展的历史看，“环境越是艰苦，政治思想工作越要活跃。物质的东西越少，精神的东西越要多。越是在困难的情况下，越要发挥政治思想工作的威力”。相反，条件好了，压力小了，思想工作反而不容易见到成效。

小平同志也曾明确提出：“党的领导机关除了掌握方针政策和决定重要干部的使用外，要腾出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来做思想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做群众工作。如果一时还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至少也必须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重要地位上。”①

任正非就是一个思想工作的行家里手。他说，思想工作一定要做“势”，即努力造就一种强大的、拥护主流价值观的舆论氛围，明确要求组织内部从上到下要人人喊好，个个赞同。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有少数人是百分之百认同，绝大多数人会有不同程度的保留。这不要紧。“假”，也要跟着喊，只要最高管理层是真想、真说、真做，并且长期坚持下去，下面的人“假”久了，慢慢也能成真。任正非的这个观点符合人们思想变化的规律，也符合毛泽东的一贯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