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认识问题没解决，企业思想文化建设方面存在着一些不正常的现象，概括起来就是：五种倾向、一种情绪和两个不会。

第一种倾向，只讲培训，不讲教育。

近些年，许多企业都很重视员工培训，为此不惜投入重金。可结果往往是只抓培训，不抓教育，结果人才培养出来后，或者漫天要价，或者一走了之，企业白忙乎一场，“为他人做嫁衣裳”。

只讲培训，不讲教育，恐怕与西方管理理论有关。一些西方管理学家谈到思想，也讲得含含糊糊，甚至自相矛盾，如德鲁克。一方面，德鲁克强调人需要自我改造：“在漫长的人生周期内，人也会改变。我们会有不同的需求、能力和远景目标。因此，人们也需要‘自我改造’。”可另一方面，德鲁克又坚决反对管理者影响员工的思想，认为“管理者的任务不是去改变人”。

为什么同是管理大师，毛泽东特别强调管理者的教育职能，而德鲁克却反对管理者去影响、改变人呢？这恐怕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有关。在西方文化结构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对人的思想品德教育主要借助宗教来进行。虽说近代以来，西方人也强调“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可思想道德这一块，明显推给了上帝。一般来说，市俗组织的管理者是没有权力影响他人思想的。在西方，如果有哪位企业家明确表示要改造员工，极有可能受到质疑或惹上官司。而在中国，情况完全不同。中国人大都没有虔诚的宗教信仰，需要从社会生活中去寻找人生的价值和目标。所以，自古以来就有“善政不如善教”之说，认为再好的管理手段也不如思想教育。

第二种倾向，只讲沟通，不讲灌输。

一些管理者不讲教育，改讲沟通，认为沟通也就是思想工作。可细分析起来，沟通与教育还是有明显区别的。一般来说，沟通仅指双方交换意见。即使是最充分的沟通，也很难保证各方最终能够形成一致看法。而思想教育则是管理者有意识地影响被教育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即为通过沟通达成一致提供一些大前提。

管理过程中明显存在着一种规律性现象，笔者称其为“思想工作的三段论”，即通过长期思想教育，使全体成员形成某种共识，是思想工作的大前提；遇到具体问题时，领导讲清楚处理意见及与共识的关系，相当于给出思想工作的小前提；部属接受了大前提与小前提，自己就会得出该如何行事的结论，并且自觉自愿地付诸实践。而思想教育所要解决的，就是帮助员工接受企业的理念，为思想管理确立大前提。如果没有这个大前提，当出现问题时再去给员工讲道理，后者很可能会说：“少来这一套！大道理我比你懂得多”。

第三种倾向，只讲心理，不讲思想。

近几年，许多人回避思想，特别是不讲政治思想，而一味地强调人的心理，尤其是人的潜意识、下意识。无论是行为科学，还是企业文化，都存在这种倾向。

例如，美国著名管理学家、《组织文化和领导》一书的作者沙因就认为，真正的企业文化隐藏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台湾一管理学家说得更绝：“事实上，一个人的想法，有百分之九十是受潜意识控制”。其实，正常人的多数行为主要还是由意识、理性支配的。掌握了人的思想及其变化规律，可以直接影响人的思想，进而引导人的行为。而不讲思想和思想工作，一味追求心理层面的东西，只能是舍本求末。

例如，现在许多单位都组织员工参加拓展训练，以为这是培养员工团队精神的一个好办法。虽然通过活动，可以使参加者实际感受到齐心协力的重要，对团队精神的培养有帮助。可不参加此类游戏，难道员工就不懂得团结的重要？很难想象原来协作精神较差、经常发生矛盾的单位或个人，通过一两次拓展，马上就变团结了。从解放军情况看，真正的团队精神还是要靠长期的思想教育，靠在团队生活中摔打磨练。

第四种倾向，只讲价值观，不讲世界观、人生观。

现在许多企业提倡奉献精神，可员工是否愿意奉献，与他们对人生的看法有关；而他们对人生的看法，又与对整个世界的认识分不开。因为，一个人接受什么价值观，主要由人生观决定，而人生观又受世界观的影响。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就价值观讲价值观，不讲世界观、人生观是不够的。这样不仅讲起来缺乏深度，空泛无味，即便讲清楚了，听的人也未必能够真正接受。

西方文化是坚决反对管理者去影响员工人生态度的。他们认为，那样将导致员工自我的丧失，是一种精神奴役。因为，从根本上说，人是上帝的创造物，只有上帝才有权利改变人。东方没有造物主的概念，认为人本身就是社会文化的产物，是需要而且能够加以教育和影响的。青少年时期，人们主要是受父母、亲友和老师的影响，走入社会后，单位领导也就是管理者则需担起这份责任。管理者帮助员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不仅不是“越权”，而且是对部属的最大爱护。

第五种倾向：只讲表扬，不讲批评。

毛泽东用灰尘形容外界环境影响下出现的思想毛病，强调“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主张在充分肯定官兵思想主流，在大力宣扬好人好事的同时，要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通过积极的思想斗争，主动解决这些矛盾。

为此，他专门写下《反对自由主义》一文，列举革命队伍内部经常出现的不良倾向，分析其原因及解决办法，明确表示反对“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在毛泽东的倡导下，斗争性成为解放军思想工作的一大特色。在如何正确开展思想斗争方面，解放军也积累了不少经验教训，如“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等。

现在有许多管理理论强调人都爱听肯定、赞扬的话，不大爱听相反的意见。要想调动员工的积极性，管理者应该多表扬，少批评，最好是不批评。受此影响，现在许多管理者在工作中奉行“好人主义”，干什么工作都是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从来不批评部属。

这种观点看似有理，实际上是一种误导。因为，矛盾普遍存在，优秀文化建立的过程中必然充满矛盾和斗争。作为领导，只表扬，不批评，先进思想文化就不可能得到发扬，歪风邪气也得不到有效抑制。

任正非就曾抓住有人反映华为员工出差住宾馆时用毛巾擦皮鞋的事例，在内部报纸《华为人》开展“丑陋的华为人”的大讨论，发动员工举一反三，开展批评，以此来提高员工的道德修养。再如，日本一些公司提出10条道德诚信原则，要求员工每周召开班组会，每个人就诚信问题进行对照检查，相互之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所谓“一种情绪”，就是指看不到思想教育的艰巨性、复杂性，急于求成。而一旦达不到目的，便对思想教育失去信心。

企业家在思想教育问题上常遇到的困惑是：已认识到思想教育的重要性，有时也想下功夫认真抓一抓，可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实际效果并不明显，便又开始松懈下来。

笔者在北京大学国学智慧总裁班讲课时，曾经和一位企业家交流。他说：“听了您的课，我觉得受益匪浅，也意识到思想教育的重要。不过，我在企业做了不少思想工作，总觉得效果不明显。这是为什么？”

笔者认为，这属于正常现象。人的思想改变大都有一个过程，通过讲一两课，或者组织一两次活动，就指望彻底改变员工的精神面貌，是不现实的。只有长期教育，锲而不舍，持之以恒，才有可能见到成效。

也就是说，思想教育的效果有点类似中医，它是治本的，故需要较长时间。管理者如果追求立竿见影，应该去找“西医”，如泰勒制等。“西医”倒是来得快，不过副作用也大。如果管理者真想治本，真想打牢企业的思想根基，那就不能着急，要有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

无法立竿见影是思想教育的特点，也是其优点。因为，一旦功夫到了，员工思想素质发生了变化，其作用将是全面、持续而深远的。即使被竞争对手察觉，对方想要模仿，短时间内赶上来也无可能。这也正是企业文化看上去简单，却被人们视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主要原因。

所谓“两个难题”，就是指当前企业思想教育既不知道讲些什么，也没有人能够讲清楚。前者，主要指企业文化建设需要理论指导，而部分企业家却拿不准该用什么理论做指导。因为，企业文化建设不同于其他管理。其他方面的管理理论，只要揭示出某项具体工作的规律，对实际问题的解决有帮助就可以了。而企业文化涉及到为公司的理念系统提供依据，所需要的理论显然要深厚得多。要想把企业经营管理理念，特别是核心价值观讲深讲透，让员工真正理解和接受，必须有一整套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支撑。换句话说，当前企业文化建设急需解决的，恰恰是明确“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究竟是什么。

有了正确的理论，还需要善于传播思想文化理念的专门人才。现在企业家队伍中这方面的人才不多，这与他们的成长经历有关。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发展很快，企业生存环境比较宽松，一些企业或靠胆大，或靠关系，或靠技术，很快就发展起来，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所以，多数企业家业务上是一把好手，可不大会做人的思想工作。加上工作忙，压力大，也没时间去学习和思考。

好多企业家自己搞不了思想教育，只好请管理咨询公司来帮忙，但是也会遇到困难。要想解决“企业文化怎样落地”的问题，必须抓好“六个一”，即一套理念、一本教材、一套规范、一套制度、一批典型和一支队伍。其中首要的工作是提炼文化理念，将这些理念灌输给员工。提炼可请专家帮助，但灌输却需依靠自己的力量。因为后者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始终借助外力来完成。

[参考文选]

反对自由主义

（一九三七年九月七日）

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

但是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结果是腐朽庸俗的作风发生，使党和革命团体的某些组织和某些个人在政治上腐化起来。

自由主义有各种表现。

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顿，不作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结果是有害于团体，也有害于个人。这是第一种。

不负责任的背后批评，不是积极地向组织建议。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开会不说，会后乱说。心目中没有集体生活的原则，只有自由放任。这是第二种。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这是第三种。

命令不服从，个人意见第一。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这是第四种。

不是为了团结，为了进步，为了把事情弄好，向不正确的意见斗争和争论，而是个人攻击，闹意气，泄私愤，图报复。这是第五种。

听了不正确的议论也不争辩，甚至听了反革命分子的话也不报告，泰然处之，行若无事。这是第六种。

见群众不宣传，不鼓动，不演说，不调查，不询问，不关心其痛痒，漠然置之，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把一个共产党员混同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这是第七种。

见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不愤恨，不劝告，不制止，不解释，听之任之。这是第八种。

办事不认真，无一定计划，无一定方向，敷衍了事，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是第九种。

自以为对革命有功，摆老资格，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工作随便，学习松懈。这是第十种。

自己错了，也已经懂得，又不想改正，自己对自己采取自由主义。这是第十一种。

还可以举出一些。主要的有这十一种。

所有这些，都是自由主义的表现。

（摘自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