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诗人里，雷平阳的胡子给人邋遢的梁山好汉印象，但他也不敢碰“异族的胡子”，他的一手毛笔字日渐成了这里房产广告最吃香的招牌字，但他夸张他的畏惧:“我甚至不会为招待客人轻易杀这里的一只瓜……”他说他用“杀”这个词，因为这里到处都是别人的神，瓜也是。

在这个省长有着异教色彩、“文官而非商官主宰”的农业省，汉族诗人各有气质亲近的少数民族诗人朋友。先成功的道路上，汉族人往往对少数民族朋友有所提携，可毕竟是“两本完全不同的字典”，少数民族诗人在写“民族史诗内部的诗”，汉族诗人朋友只鼓励，并不介入。雷平阳说:你到一个地方，看到那些舞，激动后，发现“跟自己有关的太少了……”

我接触到的汉族诗人仍强调自己是移民后代——不准备动手写别人民族的“伪经”，相反，生活“越来越具体”，爱“越来越具体”，“世界逐渐缩小”——小到家庭和朋友成了“大地”的代名词——于是云南听起来仍是汉族流民、充军者彼此约定秘而不宣的世外桃源，对外人保持着偏僻的印象，连山上的公路也像伤口缝合线一样隐蔽。可我想来想去，这也许只是城市化与中产化的结果。

终究越来越不可能——会有人想充当诗歌中的云南王，写一个名叫“云南”的宏大文本。

雷平阳印象里，“云南诗人越来越散”，诗歌气氛已不如山东、甘肃、四川集中，很少人有热情再去多办一份民间刊物——在昆明，成名诗人大都找到了自己的世界，进入一个分头写作的状态，越来越互不重叠，在一起时甚至避谈诗歌。我说我来云南是想有更纯粹的交谈，不寒暄就能谈诗论文，但他们说:“这很难，尤其台下坐着群众，台上坐着领导，我们在中间时，博尔赫斯与萨瓦托那样的交谈很可笑……”

在1980年代激烈参与社会生活、与各种话语争执后，中国当代诗歌重新“回到写作本身”，封闭起来拒绝对话——有一次当我说明意图，那位在出版社工作的诗人戒备地先对我扫盲:“诗有两种……一种是主旋律……”——然后手指桌上文联老领导转来要帮看的校对稿不做声……“朗读会嘛”，有时也只为来客准备，喝酒、打麻将让诗人的摩擦越来越少。

80年代似乎是所有主流非主流的力量都混杂参与社会生活的年代，我记得，甚至生僻的阿细部落，因民族大团结的意识在汉族深入人心，与汉语诗歌一样，也参与了中国的世俗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