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旅途只有黎明在下雨，雨水让北天的孤星略显生锈，暴露了身份:原来是昆明上空的一颗气象卫星。

“我说嘛不会有那么矮亮的星星……”——朋友的妹妹议论最多的就是它的真伪。

在昆明采访时我借住在她们家，一间小房，门里的门，没有窗，白天采访诗人，夜晚不用来阅读他们的作品、准备提纲，而是试着也写些分行句子——类似记者为体验诗人状态而建立的“伪写作”状态。我假装自己也在写诗，我甚至逐渐喜欢上这种写法，无论好坏，它让人肃穆、慎独，暂时放弃絮叨，在深夜也有所敬畏、有所珍惜。

伯父偶尔从怒江回，这退休工人现在似乎大部分精力用来游历云南的高山大河了，他进门就大踏步地肯定说:“这颗星只有昆明有。”他看来相当熟悉天空。

为了看这颗星，沈家姐妹还计划买一架高倍望远镜，与翠湖边那两架差不多，有时昆明的阿姨们围着望远镜跳孔雀舞编的健美操……无论白天黑夜，总有些人对着云南的天空妄想，给人冷战仍在继续的错觉。

《滇池》杂志诗歌编辑、画家、诗人邹昆凌说:“云南人有一种宇宙观，越深入云南感觉越强烈，与日常生活放在一起，不是普通的比兴，是大开大合的诗……”

比如腾冲的人说话至今带有“来自未知世界的气场”，平常吵架往往变为哲学争论，“吹口哨也是大悲咒”;在尼汝有些村落，残留的没有去打工的老弱，都还在残存的儒家幌子下，按残存的星象作息。诗人于坚也曾解剖彝族阿细部落的思维方式:一本1958年由“民间文学调查队”翻成汉语的歌谣集《阿细的先基》吸引他去研究这些人语言里隐藏的世界地图。

“歌谣中时间不是前进……每次歌唱都是向大地之始后退，回溯到天地的创造、人的出生……”（于坚《大地记之一春天?荷马?山神的节日》）——所以每一桩新事儿、新闻，比如汽车、2008年奥运会、网络，都被陆续纳入这倒退又开放的史诗，每次都给阿细人重讲一次创世记的机会。

但阿细没有书面文学，汉族官方的整理只是“一只依据客厅要求被洗擦得干干净净的、消过毒的、远离泥巴之龌龊的水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