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于坚的理论显然无法概括他的诗歌，它不像那种能把文学说清楚的诗论，中国诗人的“理论武装”，可能也只是用来应付各种文化活动，应付时髦媒体那种西方思想框架的访问。有一种诗人想勉强跻身于思想界的尴尬感觉，后来我采访的《天涯》杂志，在结合中国作家与中国思想界方面，也有一些徒劳又可敬的努力。于坚因为他的名声和“全球身份”，比那些土作家在这方面要努力得多。

但当我问一些更年轻的诗人:“诗人有魅力吗?”他们教堂合唱一般地回答说:“诗人仍然猥琐。”

无论回答的人有多英俊，他都会这么说。

当诗人穿着旧毛衣，在报社、学校、文联、县委履行公务，他们并未随时代而变化，在人群中依然貌不惊人，仿佛包装不起来。但时代又有更多要求，现在他们也必须和同龄人一样，得学会网络聊天，偶尔见网友，开房，同时不告诉对方自己是写诗的；许多人逃避婚姻，因为没有适合成为妻子的女读者;造就过诗人的银杏文学社更多地负起诗歌爱好者毕业求职的跳板作用……

在云南我也遇见一些好坏难辨的诗歌，特别是密集地与诗人交谈之后，越来越多，我变得格外敏感，对任何他人的语言都感到又厌倦又陌生。于是我在朋友的房间里继续学写诗，开始想摆脱他人的语言。这是否反而是在接近真正的诗人的状态?

1990年代后中国新诗本身的价值重新处于一种悬疑的状态，当这种不稳定的文本继续成为生活的根基，诗人很容易为生活吞噬——体现在:名声很难建立，连续几次获得华文诗歌奖也无法让你特有名……缓慢调动、偶然停职、开除、生活作风问题、职称评定程序、经商的插曲以及婚姻变故仍快过诗名积累，成为生活更显性的脉络，所以某些人写了多年诗，却仍给人少年新人的印象。

另一日，当我与云南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诗人李森讨论在高校重建“诗学”教育，他毫不让人意外地抽着水烟，我见过的学院里的云南诗人都抽水烟，有一种蔑视权力的田园气质，糙话加上政治题材，是他的诗，像我中学碰到那个喜欢发牢骚的政治老师，90年代以后中国的愤怒者不是80年代那一批，90年代以后的犬儒正是政治的另一面，而且是当政治逐渐转为娱乐时才获得自由的批评者，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的战场，不像60年代的西方……”他甚至也鼓励我写诗，就好像后来云南民族大学的人类学教授鼓励我搞田野调查，这些都是普通人随时能开始干的事情。这时该校某个主任来寒暄，《生活新报》的副刊编辑——诗人余地告诉我，那个主任很像某个诗人，我立刻开始深入地想:看看这里街上任何一个人，想象如果他写诗，会写出什么样的诗……这种民间写作的可能性果然得到印证——当我从《大家》杂志社常务副主编韩旭那里得知祥云米甸吴奎南的事——这个念过三年私塾的农民，最近刚自费出版了一本自传体叙事长诗《遮羞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