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无法像一个西方人类学家那样，第一次听到并震撼于一个非洲部落仅存的祭司最后的讲述。如果汉族人也只剩下这么一部史诗，听起来也许才会稍有点绝唱的魅力。

让我更失落的是，我对这些中国神话缺乏直接的感情，我始终不能像诗人海子那样，对那些古老的太阳如此夸张地释放情感，我没有，我不在这种感情之中。比如我的朋友史彦，在生病期间，开始发觉自己身上蒙古人的血液，开始写消失的蒙古人。我的朋友施袁喜，他是彝族，他的诗作《黑哀牢》是彝族史诗的种子发的芽，他要考彝族学的研究生，院方也是彝族人，像部落酋长那样告诉他，如果开始读研，就要刻意相信彝族的神话。我的朋友袁松巍，是中国与泰国的混血，他去泰国当了半年和尚，又在故乡的庙里修行了三个月。他说可以介绍我去他们版纳的村里当和尚，他的父母可以冒充我的父母，在我修行结束的时候，当我脱去袈裟，裸体，他们接纳我还俗——但我仍然是别人的儿子。

在武汉，当我看到小时候乘的渡轮，看到我父亲年轻时候画的画，看到我大伯遗体背上抗美援朝的子弹孔，看到我爷爷的藏书，就觉得我的史诗到达了极限，或者也许只是我仍不愿承认这些弹孔和书的伟大，在葬礼或者别的什么仪式中毫不真诚，但我的这些朋友们还有些超级的故事真诚甚至虔诚地可以讲述——我感到很没底气，脚底下软软的，无话可说，却还在问自己：为什么心里头没有一个特别古老的东西——一个超级故事可以讲述，为什么我血液里没有一个大王一个图腾一个有姓氏的老天呢?

“什么是古代，我自己的古代，什么是故乡，我自己的故乡，可以追溯到远古的故乡?”我借着酒劲问胡崇峻。

“年轻人，不要着急。如果你认为需要，你可以将我手上的这些歌词抄了去。”他答非所问，20多年以来，他接待过许多前来寻找史诗的汉族人，有些文学界的朋友，文联的官员，汉族人，来神农架考察什么。这里并不是他们的家乡，但是他们知道汉族的史诗在这里，他们莫名其妙地来了，又走了，不知道有什么用。“他们问我，他们也不清楚自己要什么，我也不清楚要怎样回答他们，那不是我能解答的问题……”

他手中的歌词，和天与地一样混沌，既包含着一切秘密，又不可继续穿凿，如远古顽石，除了凝视它，你不可能有别的破解它的方法。

我的问题让他也沉默。

半晌，他突然说:“我们是孤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