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史界目前基本确认范文澜、刘仙洲关于“木牛流马是独轮车”的写实主义的定论，你要么真的造一个永动机出来让他们完全傻眼，要么就将一个独轮车改造成牛马的样子陈列在博物馆，告诉大家不过尔尔，显示古人对自己平庸的发明多么大惊小怪。

李约瑟博士曾引用中国8世纪的道家著作《关尹子》的话来形容中国知识分子述而不作的传统:“只有那些得道的人，才能完成这些创造，但更为稳妥的是，虽然有创造的能力，却不付诸实践。”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主流，逐渐完全依靠头脑和书面去保存对各种技术的记忆，只讲寓言故事，写伦理文章，研究经史诗，对理科知识仅仅从外部进行有关实用价值的评论——评论语言是对事实最不可靠的记忆，而且最容易立刻走向否定——却认为自己是用语言抓住了物性。

但这种书面或者口头积累的科研方式，犹如一个人企图继续梦到他人的梦一样希望渺茫，到最后，它完全没有实在的根基，无法积累，正如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所说，“纯粹想象的结果只能是一个类型化的理想物体——即使它再具体”。它并不真实，也缺乏细节。《庄子?天道》中有一个故事，当齐桓公看圣贤书，轮扁斫轮于堂下，轮扁说:“大王读的书里，没有真正的斫轮的技巧传授下来，书里写的，都是废话。而我之所以70岁了，还在干这行，就是想让它晚一点失传。”

他的意思其实是:巧匠精确的内心讲究，怎么可能用文科语言描述，怎么可能被书记录——而面对这些不专业的历史记录，后来的工程师也无从下手。

尽管王湔怀疑李约瑟的判断是对《关尹子》的误读，因为原文是“能克己，乃能成己；能胜物，乃能利物；能忘道，乃能有道。”——“意义太含糊了”但他也观察到:中国科技史研究者对古代机械的态度的确有问题:仅仅满足于知其原理，就不再去实践，不再去“真的将这件东西做出来”。

“外部因素影响了中国人发明的传统。”王湔最近在写一本书，试图探索木牛流马是如何失传的，我猜想，那会不会是一本类似《达芬奇密码》那样开头的书，一个秘密的形而上学或者科学俱乐部，如何在15世纪晚期因为一次意外的灭门断了它的传统。他最近在读一本名叫《锁侠》的小说，主人公既精通锁的奥秘，又是一个侠盗——“他太有激情了。”

“现在他们只研究原理，不是真正想实践，知道是怎么回事情就够了，而我想把它做出来，造出来。我总有冲动要去实践。我想到了什么，心里有了图景，就要立刻去实现它。”他说，“我从小就喜欢动手。我还记得我小学时第一次掌握了圆规的用法，当我会画圆了，我就觉得我从此可以造出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