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此后没有了下文，那个女记者可能在某个方面丧失了坚定的信念，消失了，她甚至不能像斯诺那样走到延安……老薛说:那时候他只是单纯地觉得，外国人适应不了那艰苦的生活——适应不了中国人的毅力。

谈毅力时，他终于把话题引向了庄学义这个人——

“应该找找他，大冤案。”

4、森林城

“这里土地充满种子，而且是松树……”——出租车每颠一下，司机便归咎马路下的树根——即使是加格达奇市区周围那些稀疏的松树，那些纤细的次生林，也非人工林，夸张地说，只需轻轻拨弄腐殖土，小松树就能自己冒出来……过度砍伐能毁灭一代树木，但毁不了种子与土地——除非真把土地用水泥完全替换。

果然没有农民，没有人在耕地。都是林区的职工在街上走，在森林边缘踯躅。

林业整体萎缩，这些小城镇也仍像在扩展，城市的意志本身，巨大的行署政府楼，体育大院的儿时玩伴成了政府里的同事，各方的照应，我在加格达奇2005年的规划中看到，城市将按20万人口的规模扩展，而1960年代中叶确定在这个森林中的三岔路口建立城市的时候，设计能容纳3万人生活——

最初口号是“先生产，后生活”，劳动压倒一切……甚至以为别处都没木材，全国都指望着大兴安岭……即使在文革高峰也坚持批斗完就生产，被斗的压抑着屈辱，批斗的压抑着狂躁，为完成国家生产计划干起活来，像什么都没发生，甚至被斗的又立刻恢复了组长身份，因为“习惯了那样配合。”在安排右派劳动时，革委会也无法衡量什么是最苦的，一切都已是最苦的。

奖还是惩……当年林区准入标准也矛盾:出身好的或优秀的会被推荐来此，最有问题的人也会以“推荐”方式调来，多年后才明白组织意图。尤其林彪事件后（林彪是一个很难的判断题，第一眼看去似左，第二眼看去似右，对他的问题赌博式的表态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如见到有级别的军人孤身来这里当林工，那就肯定出了事，甚至有人复员被安排到农村，发现自己只是普通农民，甚至连地都种不上，才知是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