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涌泉办公室的窗前能看到贮木场仓库的全景，但更远处一座不知名的山丘还有一座废弃的岗亭——那才是场子花两千元建的瞭望哨，在防火最紧张的月份里，他们曾希望能通过这个角度对仓库的安全一览无遗，但由于买不起足球场夜晚使用的大灯，在黑暗中那岗亭形同虚设，看不见火，也看不见强盗，还得靠门房辛勤巡夜——这里的人把门房一律叫做打更的，包括加格达奇最好的宾馆的保安——仿佛他们还是在深夜里为人们敲打出时间。

但贮木场巡夜的老师傅并不真弄出声响。今天当班师傅姓李，也是林区第一代建设者，当年冒充哥哥来这里，什么活都干，当过放映员，让故事在帐篷里的棉被闪动，所以他知道什么是黑暗中的戏剧——有时为麻痹小偷，故意将门房灯亮着，虚构自己的影子，接着从背后扑住被迷的小偷——这几年“连本地的小偷也少了”，小偷也出外谋生了。整个林业正在萎缩，你日常就能感觉到人口的减少，今天走了一个外甥，明天走了一个侄女，与城市规划设想的趋势相反。

况且这样的森林城镇，人口结构无非是林场的职工及家属，这样心知肚明，透明的社区，很难给小偷下手的余地——“主要是面子上过不去……”，油水也少。

森林的城镇里的确还是没什么闲杂人员，丁是丁，铆是铆，恨不能都在名字前加上工种，比如:“刨工老张”——1982年，苦闷的林区职工马建伟因为工资待遇问题，在加格达奇持枪接连制造几起血案，在当地人看来，完全像眼睁睁地看见自己的外甥或者舅舅在城里流窜，无处容身。

当年据说大家都从各种角度看见他，听见他，他无处不在，我访问的每个当地人都说见过他，只是“擦肩时假装不认识，或没看见，不和他对视……”——马建伟在这透明的小城像暴风雪控制了城市几天几夜。最后是在电影院等军队、警察和民兵从山上“成建制地”下来包围他，透过小窗口说了最后一句:“乡亲们趴下，我要突围了!”接着开枪自杀了。

直到1990年代后期，在林区，因工资或调动而杀领导的案件还时而出现，“……现在不再有人那么死心眼了，而且我光明磊落”——现在出路也多，普遍的不景气也使人不大容易将困境归咎于个别领导的腐败——“人家腐败为自己，也不是针对你，不是要整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