恍惚间上来一盘小蘑菇，全国的超市都能买到它，但还是让人又想起了东北。

“今年的都柿价钱不错呢。也丰收。到处是收它们的人。”我那口气像林区老家来的人。可我甚至都没有亲眼见过森林中点缀如紫葡萄的果子，学名就是蓝莓。那可能是林区目前最挣钱的副业之一。采它的人比自己去种出大豆的人幸运多了。

“是啊，我也是那么听说。”那一刹那我觉得，关于东北大森林，他的消息不及我灵通了。

当庄学义和我重新谈论林区建设的时候，他的有些观点也已略微跟不上当地如今的情况，尤其是一些涉及到行政部门“内幕”式的新战略或者新政策，他几乎比我知道得更少，而多年前他曾踌躇满志计划实施的项目，也因1987年自己被判刑而中断。

他仍不忘那将林业工人改造成“季节工”的改制，用来应对1980年中期后开始减产但仍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林业，“是企业从自身找路”。

1980年代中期，承包制刚过了“黄金时代”，开始出现一些灰色操作——那时，至少在林区，“盲流工”仍算非法廉价劳动力——也就是后来合法的“农民工”的前身。在之前的那些时代，农民与工人的结合，以及彼此转化，是革命喜剧，是乌托邦的蓝图，即使在反右时期，也是个好消息。当丁玲在黑龙江东南的密山见到失踪很久的丈夫，他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亲爱的D，我现在是农工了……”丁玲则说，她是在流放令下达之前主动流放了自己，到北大荒，“在人民中间我觉得安全……这与当年投身延安没什么区别”。

1980年代中期的森林里，一些干部重新私募“农工”，这个年头再没什么人能从劳动中体验荣誉和安全了，这些劳动不仅用于正常的承包项目，还用于私采森林。这次广泛的承包之后的新自由激发了毫无节制的采伐，没有了当年开拓时的原则。到1980年代后期，在某些最隐蔽的森林深处，法律既跟不上，也几乎不起作用，甚至恢复了更原始更野蛮的劳动关系。

“奴隶?”我知道那口气像是对西周的社会制度进行考古。我刚从唐德刚的著作里听说中国历史上没有真正的奴隶制，中国的考古学界也对此表示怀疑。

他听了一愣，竟然笑了，那场面却是多么复古啊，还有鞭子飞舞吧，但最后他只说:“林区的人单纯，但个别坏人，坏起来特别的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