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去，我已知是啥病……”

“为什么不走，离开这……去孩子那里住，去上海……”

“不走，这是家。”

“可以后咋办，喝水咋办?”

“等娃挣了钱，盖了房子，再打口30米的井……”

“30米也无用。要几百米。”

霍岱珊却没有接“打井”的话茬，他现已不再将争取到政府的深水井作为目标，因江淮一带地下水的资源已消耗得非常厉害。

“可恨中国人只顾眼前利益。”老霍曾反复唠叨，可面对老百姓对深井的迷信也无奈，他们只能对生活做出反应，他们心不自由，也就谈不上头脑明智。

“我已不是在做环保，而是在挽救他们要喝到口的那几滴水……太消极了……”——他总是轻易自责，他目前悄悄实践着滤水机的项目，目前已经有一两个村庄用上了——面对一时难以好转的水质，在吃水的终端，给每家装一套净水设备，各家自维护、以此自保——就一个村的总成本来看，比打那不顾后人的深井要便宜2/3，况且是可循环的。

只是如果找不到赞助的慈善款，就还是得每户村民自己掏些钱。

“合作在村里最难实现，集体共享也最让人厌恶——那不是理想中的‘公家’”，这也让人想起安东尼?吉登斯描述的未来社会:那并不是一个集体的乐园，公共领域因为容易发生斗争和压迫而被隐藏，每个人感觉都是在单独地享受社会服务，最大限度地避免抢夺资源，避免竞争和冲突，就好像公共澡堂每一个龙头给人制造的假象。未来的天堂充满了“个体自由”的假象。

这时王老头答应回头向村长汇报一下滤水机的事情，不过他不能肯定每户都出得了那笔钱。村民们仍憧憬着公家出钱来打深井。

……王老头也劝了菊英嫂半个小时，她还是蹲在地上，抚摩那些被剥皮的树，牙齿咬着，不停地说要抓住那小鬼。王老头是个热心人，他让村长回避这水污染的事，王自己也有病，肾里有石头，却也不能确信到什么程度，他说他已能分辨一个人有病没病，能看到一个人脸上的瘟神，他现在也很少看镜子。我看到他的脸紧崩着，头颅似乎要从中间裂开了，浑浊的眼仿佛可以喷出脓水来，不知道是什么病。

菊英嫂子一个劲地对树说话，看来她并没有从丈夫的死中恢复过来，那个黄昏，她一个劲地念叨那剥皮鬼，也许我们的到来触发了她那根顽强的神经，没有人能阻止她。她这辈子已没有什么欲望，就是要保住那些树。可是守候不会有什么结果，水不会变清，那小鬼也没有从河里冒出来，天也要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