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我并不高兴。”严敬回忆他的处女作发表在杂志上的情景，“我看到我写的就是这些，万念俱灰。”他声音细小，说的时候还警惕地看了看两个门，我们什么都没看见，一屋子都是在午睡的善良的编辑。明天我要去他的学校看看，了解他的心思。

傍晚，蒋子丹家的窗台完全对着南渡江的入海口，“澄江如练”，最后一段归大海，想起曾在乌鲁木齐画家严力家的阳台上看到勃格达峰。韩少功是她的邻居，还没有回，楼下是他的外孙女，两三岁的样子，在风里拖着一把很大很大的伞，抖动，有什么力量要从伞里挣扎出来，也还是风，从里，从外，“这个小区本来有一层膜，茧子，给台风刮跑了”。西面的大片土地是填海得来的，也建起了高耸的住宅楼，像大部分海上的香港地产。她家有一只20岁的白猫，相当于100岁的人吧，长寿使它最近变得不怕人，身体臃肿，背很厚，像许多条命重叠在一起。在我们采访的时候，它曾在阳台上打了几个喷嚏，蒋子丹的母亲去世后，它仍然活着，这使它受到注意。蒋子丹没有儿女，是丁克家庭，嗓音始终响亮，她最近同时写出了两本关于动物的书，一本是许多被遗弃动物的故事集，一本是关于人和动物关系的深入思考，对辛格的《动物解放》的反思。“幸好我编过《天涯》”，她说，“使我的思考不会止于小说思维。”韩少功在《我与天涯》中形容，作为作家的蒋子丹对理论有着直觉的鉴赏力。

最有意思的是她回忆《海南纪实》的创办和经营情况:那自由的顺境的一年，6期杂志，一些湖南作家组成的同人媒体，劳动股份制，韩少功作家的智慧贯穿办刊的过程，媒体帝国的梦想，乌托邦的念头，管理学中的民主实践。我感觉有一种小说的神秘始终笼罩着这些杂志创办的细节，杂志内部管理公约，参考了“五月花”号公约以及中国行会的传统公约，要求杂志股东成员的鳏寡孤独都得到杂志其他成员的赡养。韩有许多对于民主实践的思考，都得自于这次的杂志管理。

“有当时放满《Harpers》等外刊的编辑部的照片吗?”

“没了，只有数钱的照片。整夜谈国事，点钞票，谁说搞文学的没发过财，我们真是由奢入俭。身上没有文人那酸劲儿了。”是啊，我想像着知识分子们被读者宠爱、通过金钱变为强者的画面。但与近年上海作家孙甘露津津乐道的上海派对相比可能倒更让人清醒，一个事物在早期总还是清新的，在1980年代最后两年，金钱尚能屈从于《海南纪实》有良心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