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开始搞保甲，佃农也被编成排，轮流派去当苦力，他父亲因为得罪了上下不少人，老是轮到他当苦力，后来被日本人抓到绥芬河挖要塞。抗战胜利后才跑回来，父亲瘦完了，身体也垮了，靠他赡养。

“在尚志，日本投降了，老百姓乐坏了，可他妈不受资本主义压迫了，不抓劳工了，那一天疯狂地乐。1945年8月光复，警察署跑了，地主要间接些，因为农民生活和生产还要依靠他们，老百姓还要种他的地，还要靠他吃饭，心理上不敢抢他的。真正的恶霸和日本人的地还是去抢，先抢地面的苞谷，再抢地，个子大的家族围一圈:‘地是我的’。还有的抢房子，就在地主老房子里住下，我那个屯那时没牲口，就去抢牲口。我抢的东西是糕点、白糖，是些好吃的玩意，没有穿的，没有地，那时我十八九岁。抢的东西吃了半年。”

“那时没有官府了，二流子就去抢枪，成了胡子。后来维持会出现了。要收老百姓的枪。不服气的就去山里。后来有了共产党。”

父亲回来时，此时尚志正土改:

“头次分地，很简单，就把日本人逃跑时老百姓哄抢的地，谁占了就暂时归谁，挺满意。”

“第二次分地就不行了，真分。以前地主的地分给你，你竟然不敢要，怕国民党又来了，那怎么整。但共产党硬是要给。”于是陷入拉锯。后来八路军打下四平，老百姓开始觉得，国民党来不了了，就终于敢想要地了，开始一窝蜂斗地主，划阶级。

1947年冬天，两次土改之后，山东年轻的长工郭长兴分的地是最好的，父亲可以靠他了，“一出城墙的南门就是我的地……大伙硬给的，要给我留着，说我土改立功不少，打胡子也有不少功劳，元宝被困时，带领儿童团配合刘文的神炮……我最穷，最积极，不给他好给谁呀。我是大家的宠儿。分了房子，分了马我也没要。”分马这段就是小学课文里所写的。

31岁之前他说他完全是对国家报恩的心理，是毫无杂念又近乎无情的农民培养起来的土改干部，“我的初恋是一个笑话。若是自由恋爱我抛下组织跟她去了大兴安岭了，但我还是觉得这是个玩笑”，“他们仍叫我‘郭孩子’——党的。”——这些话让人听起来觉得冷漠——但31岁之后，他想通了，像个充满人性的资本家了，下海开五金铺，目前郭家三代人在尚志这条大街上开了五家店，年销售几百万。

由郭老引见，我找到元宝村，张书记说:现在你问东北农村理想是什么，理想就是变为城市——我走时和他握手，他给了我一支铅笔，他们村生产了中国一半以上的铅笔和筷子，他的铅笔像城市的钥匙。他会变成一个市长吗?这让我想起哈代的小说，在19世纪后三分之一时，许多流浪者在地平线上的荒原村落变为城市的过程中成了市长，东北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