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约会能够给双方带来快乐时，他们会继续交往下去。相反，在约会中不断出现沟通不良或合作失调时，沮丧、失望的心情会使人产生二心。这种挫折感产生后，任何一方都会考虑是否应该尝试更换交往对象。然而，如前所述，交往的后果可能是令人愉悦的，也可能是令人感到痛苦的。更重要的是，交往的本身就必须付出时间、精力与感情。更浅白地说，谈恋爱并不是没有成本的。学生时代的恋爱可能要付出一些学业上的代价；就业后的约会可能要付出一些事业发展上的损失。在谈恋爱以前，个人就会将这些因素考虑进来，以决定是否要谈恋爱、愿意付出多少代价来约会等等问题。如果多约会的成本太大，则个人将不再多约会；如果多约会一次徒费力气，则会选择分手。如果每个月多约会一次，会造成成绩落后太多，他就不会增加约会次数。

再进一步，尽管对方富裕与默契的特性并不完全符合自己的要求，在约会成本的权衡下，个人会考虑一个使自己满意的决定。换句话说，约会、择偶并非完全出于浪漫而不需要理智来权衡。当主观的约会成本很高时，个人将减少约会。对于初恋的人们而言，克服害羞、脸红是必须付出很大的成本的。因此，腼腆的青少年迟迟不敢接触异性。同理，自以为不需要异性合作或事业心较强的人也较少参与择偶活动。相反，对于约会的主观成本较低的人，他就可能尝试与不同的人约会。约会需要双方共同参与，只有双方的主观判断较为接近，才能使情侣关系持续下去。当个人考虑的一生包括当前的约会及往后的家庭生活，个人对时间偏好的差异，便决定他是否会在约会时先付出较高成本，还是在未来的家庭生活中再承担较高的成本。

然而，并不是所有时代里的男女都享有择偶、恋爱的自由。假设王丽丽就是卓文君，出生在有钱的家庭，她的偏好是默契（大于富裕），于是选了司马相如。未来的一生，卓文君可能生活在不富裕的环境中，但夫妻感情非常好。卓文君喜欢这样过一生，但卓王孙可不这样想。卓王孙希望卓文君未来的经济环境必须有一定的水准，于是排除了司马相如。在父权较高的古代社会中，像这类强调门当户对而拆散鸳鸯的故事不胜枚举。清同治十二年(1873)，富商之女韦阿宝爱慕京剧名伶杨月楼，交往之中萌生爱意，由双方母亲主婚，但遭到韦的父亲、叔父反对，并告上法庭。上海县令按“良贱不能通婚”律，断杨月楼为“骗财诱婚”罪，发判充军，罚韦女发送善堂交官媒，另择婚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