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其个体生产商和出口商的利益并不相同。

“一战”后的战争债务和赔款问题已质疑了这种一般性概述。根据维纳自由放任的观点，在一个经济由国家控制的世界里，国家间冲突的倾向及由此而来的战争的可能性，将是更大而不是更小。特别是当回顾20世纪30年代的经历时，他发现“在国际经济关系领域，国家控制取代私人企业，将在某种程度上不可避免地带来一系列不良后果，即：所有重大国际经济事务中都注入了政治因素；国际贸易之基础从竞争占支配地位转为垄断占支配地位；商业纠纷产生国际冲突的可能性显著增加”，等等。从这个角度来看，较之私人出口商、银行家和投资者间的商业竞争，政府所构想和采取的国家竞争内在地更为好战。

然而，维纳没有提及20世纪20年代美国政府自身的行为。其观点颠倒了霍布森和列宁关于国际商业竞争的看法，为以下现象几乎没有留下余地：70年代早期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介入智利事务，反对阿连德的社会主义；洛克希德公司在日本的贿赂丑闻或其他国内外官员的国际贿赂丑闻；乃至美国总统对贸易保护利益的竞选承诺，如理查德·尼克松在1968年和1972年对奶制品和纺织品工业两度做出的许诺。因政治领导人固有的民族主义野心，政府计划具有一种自发的武力使用问题。维纳完全不认可政府计划，即使是那种在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到“一战”结束这段时期，通过工业保护主义和积极的国内发展计划，引导美国工业获得世界领导地位的计划。“就以往而言，战争产生于经济原因”,维纳强调，“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民族国家对经济进程的干预，使得国际经济关系模式成为一种易引发战争的模式……建立在民族国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不可能以任何方式避免这种不祥的缺陷……当且仅当私人企业脱离广泛的国家控制，国家控制只是旨在维护企业的私有和竞争，才有可能防止经济因素引发战争……我相信战争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而非经济现象。它产生于建立在主权民族国家基础上的世界的组织方式……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世界，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世界，都是如此；并且，在其活动范围内，对国家的信奉程度越高，国家间发生严重摩擦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国家将其对经济事务的介入降到最低点，经济因素引发战争之影响同样也将减少。”约翰·A霍布森：“国际主义的伦理学”，载《国际伦理杂志》第27期（1906—07年），第28页，引自上引刊，第328页。

在很多观察家看来，美国官员创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是为了确保有充足的资源为国际收支失衡融资，从而使各国能够推行自由放任政策，而据预期，这种失衡产生于恢复和平后向美国出口商开放其市场的国家。饱受战争蹂躏的欧洲将获得特别重建借款，此外还有向获得解放的殖民地提供的发展贷款，以及向身处困境的国家提供的收支平衡贷款，以使其无须诉诸于货币贬值和关税壁垒。人们相信，在美国领导下创建的战后环境中，自由贸易和投资终将达成国际贸易和收支的平衡状态。确保收支平衡是自由贸易和向国际投资开放门户的前提，而双边外援也将作为直接诱因，促使其他政府默认美国的战后计划。

1946年3月23日，杜鲁门总统强调，“世界贸易必须恢复原貌，而且必须交还给私人企业，”其意思是指，世界贸易的规章制度必须脱离外国政府的支配，因为这可能促使外国政府试图以牺牲美国出口商和投资者为代价，来恢复它们的战前权力。美国的自由放任立场推动美国成为世界体系的中心，这一体系与过去的欧洲帝国体系相比，范围更大、权力更集中，而同时其运行更灵活、成本更低、官僚习气更少。

鉴于事实是只有美国拥有保证强大的海外投资所必需的外汇，只有美国经济具有取代英国和其他欧洲对手的出口潜力，自由放任的理想与美国国家力量的世界性扩张是一致的。人们已认识到，美国的商业力量可以达到美国政府的根本目标：将外国经济体转化为美国的卫星国。因此，美国出口商和国际投资者的目标与美国政府追求其世界权力最大化的目标是一致的。这最好能通过削弱政府计划和海外的经济国家主义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