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美国工业家公然抨击、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政府实际批判的自由放任思想，在“二战”后直接为美国的目标服务。

欧洲的工业国将开放市场，允许美国投资者从它们的前殖民地收购采掘业，尤其是近东的石油。这些不发达地区将为美国提供原材料，而不是逐步发展自己的制造业，与美国工业形成竞争。它们将购买越来越多的美国食品和制造品，特别是购买在战争期间生产能力急剧提高的工业部门所生产的产品。美国由此而来的贸易顺差将为美国投资者提供外汇，使其能够收购世界工业、矿业和农业中最具有生产力的资源。

由于美国的贸易顺差远远超过了其私营部门投资的外流，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必需通过世界银行、进出口银行和相关政府间援助借贷机构增加美元贷款来融资。在美国政府的保护下，美国的投资者和债权人将对外国经济积累越来越多的债权，最终会获得对非共产主义世界的政治和经济进程的控制。

结果是，欧洲的很多剩余黄金被美国剥夺，就像战后初期的拉美一样。到1949年，除美国外的各国都面临恢复20世纪30年代的保护主义的需要，以防止其经济独立的过分丧失。美国财政部积聚了世界黄金的四分之三，剥夺了世界市场继续按战后初期的汇率购买美国出口品的能力。特别是英国，由于英镑估价过高，它正挣扎在事实上的破产边缘，不得不放弃贬值和保护其英镑区的权利，以此作为交换，才获得美国财政部1946年的对英国贷款。其他国家也陷入了相同的困境。因此，美国的收支顺差地位正在威胁它预期的出口潜力。

在这些情况下，美国经济的规划者学到了欧洲、日本和欧佩克的外交家随后也学到的东西。若非如此，债权国和收支顺差的地位无疑是很不舒服的。

归还欧洲一些黄金，符合美国开明的自利。私人投资者不将其资金回流到海外，美国政府必须通过一个扩大的外援计划这样做，也许将借助正在形成的冷战军事保护伞。

该战略有两个潜在的障碍。首先来自外国经济体，它们推动重新恢复国际收支平衡，并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和其他民族主义经济政策促进其自给自足。然而，这种趋势没有形成，因为英国引导欧洲驶入美国的轨道。这似乎消除了欧洲大陆国家向美国争取经济自主的所有动力。

美国政府战后世界规划的另一个主要障碍不是来自外国，而是来自美国国会。尽管对外援助能够获得压倒性的国内利益，美国国会还是不愿意向遭受战争创伤的国家增加资金，不用说作为直接礼物了，就是贷款，超过了一定额度，也不同意。在经历了英国贷款模式和后来的马歇尔计划以后，问题已经不在于它意识不到进一步增加援助会带来利益。只不过是国会认为国内的开支项目优先。争论的不是为全人类带来的抽象的成本利益分析，甚至不是对整个美国的长期利益的分析，而是关于地方性利益的分析将本土目标置于外交政策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