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破坏了美元与黄金市场价的挂钩。出现了两种黄金价格，一是不断上扬的公开市场价，二是较低的1盎司黄金兑35美元的“官方”价，全世界的中央银行继续以此官价评估其货币储备。

3年以后，1971年8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宣布黄金禁运。基于美元可兑换黄金的关键货币本位制瓦解。美国国库券本位制，也就是基于美元不可兑换的美元债务本位制诞生。外国政府发现它们已不能用美元购买美国的黄金，而只能购买美国的国库券及少量的美国公司股票和债券。

外国出口商和商业银行都更多地使用本国货币，当外国的中央银行从其出口商和商业银行收到美元时，它们几乎没有选择，只能将这些美元借给美国政府。

在这些央行的国际收支平衡中出现美元盈余，就等同于把这些盈余借给美国财政部。世界最富国能够仅仅通过国际收支逆差，自动地从外国央行借款。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增长得越快，外国央行结余的美元就越多，外国央行然后将这些美元投资于流动性和转让性程度各异的美国国债，从而将这些美元借给美国政府。为了适应既要大炮又要黄油的经济，美国的联邦预算赤字日益扩大，这使国内的支出项目膨胀，国内大量支出又外溢到进行更多的进口和国外投资，并为维持霸权体系提供更多国外军事支出。为了其不断攀升的联邦赤字的融资，美国既没有向其公民和公司征税，又没有让其资本市场承担重负，而是迫使外国经济体购买新发行的美国国债。因此，美国的冷战开支变成了对外国人的征税。正是外国的央行，为美国在东南亚的战争成本提供了融资。

无法检验这种循环的流动究竟能走多远。因为可理解的原因，外国央行不希望进入美国的股票市场，购买克莱斯勒、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公司(Penn Central)或其他公司的有价证券。这将对外国央行构成它们不期望承担的风险。不动产也不具有多少吸引力。对于其官方储备，央行需要的是流通性和安全。这就是它们传统上持有黄金，将之作为一种清算相互赤字的手段的原因。就它们开始积聚盈余美元而言，几乎没有选择，只能是无限制地以美国国库券的形式持有美元。

从资产货币（黄金）到债务货币（美国公债）的这一转变，颠倒了国际收支平衡与国内货币调节之间的传统关系。1968年前的传统智慧认为，具有贸易逆差的国家不得不出售其黄金，除非它通过提高利率从国外借入更多的钱、削减政府开支和抑制国内收入增长，从而扭转资金外流。这就是20世纪60年代英国在其收放政策中所做的。当英国经济繁荣时，人们会购买更多的进口品，在国外的消费也更多。为了挽救持续贬值的英镑，英格兰银行提高了利率。这阻止了新的建设和其他投资，减缓了经济增长。在政府层面上，英国不得不放弃其帝国梦，因为它无力造就足够大规模的私营部门贸易和投资顺差，以支付作为一个世界政治和军事大国的成本。

但是，现在世界主要贸易逆差国家美国藐视这种调整机制。它宣布不会让其国内政策“受外国人的指令”。这种单干政策引导美国在“一战”后拒绝加入国际联盟，也就是说，美国不愿意依照其他国家遵从的规则参与世界经济竞争。美国加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仅仅是因为它们满足了它提出的条件：赋予美国独一无二的否决权。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美国也同样享有否决权。这意味着，只要是美国外交家认为不能为美国利益服务的经济规则，就不可能得到执行。

这些规则意味着，与英国不同，美国可以不受限制地提供在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冷战支出以及国内的社会福利支出。美国的做法与英国的经济收放政策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第三世界债务国出现国际收支逆差时要求它们实施的经济紧缩计划恰好相反。

从1968年4月至1973年3月，由于美国累积了500亿美元的国际收支赤字，外国央行发现它们不得不为这一时期增加的共500亿美元的美国联邦债务买单。实际上，美国正通过维持国际收支逆差，为其国内预算赤字融资。正如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所描述的形势，外国央行不得不“获得越来越多的美元，因为它们试图维持汇率的相对固定平价”“利率与货币增长”，载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主办《评论》1973年1月号。还可见“资本回流导致国内利率改变吗”，载《评论》1972年7月号。。当美元供应远远大于需求时，若不能吸收这些美元，会导致美元兑外国货币的价值降低。不断贬值的美元，不仅会为美国出口商提供有竞争力的价值低估，而且会减少外国所持有美元的本国货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