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遭受流动性短缺。各国都寻求出口商品和服务，而不相应地进口。目标是挣得美元。到70年代，事情变得如此不同，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几乎流入每个经济体的巨额美元所产生的世界流动性过剩。美国政府无限制地花费美元，而美国的私人投资者收购外国公司，美国的进口比对其他国家的出口更多。

为了增加进口，甚至共产主义国家也开始试图维持贸易逆差。如今，欧洲和东亚努力以最小的代价处理它们的盈余美元，而当它们将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再投入世界资本市场时，这些美元由此最终又回到美国。其结果是全球金融泡沫。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改变了其控制世界经济的战略，从债权国战略转变为债务国战略。这一转变颠覆了贯穿20年代的全球关系。那时，正是美国的国际收支顺差绑架了世界经济。自60年代以来，一直是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绑架了世界经济，美国的赤字最初来源于美国政府的海外军事支出。五六七十年代，美国的所有国际收支逆差都是由美国海外军事支出造成的。

大多数经济模式都忽视了，美国海外军事支出及其造成的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在20世纪世界金融转型中所起的作用程度。起初，美国从1950—1951年朝鲜战争开始在亚洲的军事支出，激化了全世界的美元过剩。正是这些军事支出，将美国从国际收支顺差国转变为逆差国，迫使其在1971年宣布与黄金脱钩，并引入与世界其他地区对抗的债务国导向的国际金融政策——外国经济体就是至今也未能摆脱该政策。

新的赤字战略伴随着日益高涨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投资管制，这与贯穿于战后初期美国政策的哲学恰恰相反，战后初期哲学的残余影响依旧存在，粉饰着如今许多过时的经济辞令。政府间谈判和外交，塑造了一个经济体接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这是半个世纪前所不能预料到的。甚至连俄罗斯的私有化也是美国外交压力的结果，而不是自然演进的发展。

美国海外军事支出的意图并非只是为了保护和扩大私营部门的出口和投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形成了一系列恰好相反的优先目标。美国的对外贸易和投资受到越来越多的管制，以为美国的全球军事和外交体系融资。为了东南亚冷战的融资，美国的银行和公司对外放贷和投资行为都受到管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接近于崩溃，关贸总协定被重创，美国在“二战”及随后与苏联和中国对抗的冷战中显然为之而战的自由贸易体系被搁置一边。

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依然正在破坏世界，但其特征已经从军事焦点转向另一个焦点：坚持外国经济体供应美国国内经济因为后工业化和泡沫经济不再生产的消费品和投资品，并购买美国的过剩农产品和其他过剩产品。在金融领域，外国经济体的角色是，支撑美国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泡沫，制造资本收益和资产价格通胀，尽管美国的工业经济正被掏空。

20世纪20年代，为了限制其国际收支顺差，美国试图将其利率调整得比英国的利率更低，吹大了于1929年破灭的股票市场泡沫。现在，美国的贸易逆差正在抽取东亚和欧洲的中央银行的美元，将它们重新投入美国的资本市场，制造了一种新型金融泡沫。1985年的《广场协定》和1987年的《卢浮宫协定》迫使日本央行降低利率，吹大了日本的泡沫经济，致使它于5年后破灭，留给日本一场金融灾难，再也不能像80年代美国战略家所担心的那样对美国构成挑战。

20世纪20年代和当前都出现美国国际收支失衡，两者的程度都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将世界经济撕裂成碎片，并以一个地区接一个地区实行国家管制主义的应对措施而达到顶峰。但是，如今，美国政府的规划者和华盛顿共识最终控制了其他政府的政策，而华盛顿共识是美国通过其支配的国际组织强制推行的。自由贸易和外国债务美元化的要求实质上就是美国政府对其他政府提出的要求，而其他政府仍然被动地应对，而不是主动地采取美国式的市场管制。

讽刺性的是，美国只用了那么多的时间，仅仅25年，从1945年到1970年，就推翻了其宣称的战时理想主义，为世界“市场”建立了一种双重标准。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坚持西德重估德国马克，并将其美元储备重借给美国财政部，以此作为保持美国在德国驻军的成本。同样的经济高压发生在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伊朗之间，美国迫使这三国用其石油出口的美元收益购买美国武器。类似情形还发生在美国和日本之间。甚至在面对苏联时，美国政府也开始进行双边协议的谈判。苏联要花100亿美元的预期收益专门购买美国产品，这些收益来自对美国的天然气出口。这些协议让人想起了雅尔玛·沙赫特20世纪30年代为纳粹德国提出的货币冻结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