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公有企业的私有化——显然是促使政府退出经济事务的举措——是美国政府向债务国施压（通常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在日益通过世界银行）的结果。在这些国家，公共设施和其他公共领域被甩卖，如此破坏公共部门的倡议，在美国国内政策中根本看不到，并恰恰与美国国内政策相反。这正是美国政府在1972—1973年所反对的政策，当时，欧洲、欧佩克和其他债权国寻求利用它们的债权国地位，购得美国主要公司和关键资源的控制权，并期望至少在限制美国在全世界肆意挥霍的程度上规范美国政府的政策。

债务国的公共领域正在被移交到全球金融资本的手中，其中就包括欧洲和亚洲的国家，它们已被纳入由华盛顿共识控制和塑造的国际体系。美国的养老基金、信托基金、风险基金、对冲基金和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投机者已经开始支配欧洲的股票市场，而且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一直在侵吞远东的股票市场。前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的股票市场现在已经被公共领域的股份所支配，而这些股份迄今已大量地售给美国和其他主要国际收支顺差经济体的机构金融投资者。这些销售收益被用于支付这些国家所承担的债务利息，债权人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组织的银团。该银团承担了这些国家的建设计划，而那些计划结果证明并没有如其所承诺的那样能够实现债务自我分期清偿。

因此，我们又被带回到如下问题：这样的体系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意识促成的。建立该体系何时变成了一项蓄意的政策，而不仅仅是一种国际外交博弈中特别的官方投机行为？

首先，美国要求在它可以加入的任何多边机构中被授予否决权，为上述政策铺平了道路。该权力使美国能够阻止其他国家采取共同措施，声张它们同美国的经济动力和目标截然不同的利益。

我相信，开始时，美国利用国际收支逆差不劳而获，这是出于不得已而行的善事。但是自1972年以来，美国日益有意识地运用其国际收支赤字作为一种蓄意的剥削性金融杠杆。

这种新帝国主义以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存在，其新颖之处是美国抽取着所有的经济盈余。各央行成为美国以国际收支平衡进行剥削的工具，这是通过当前的美元本位制，而不是私营企业实现的。将这种基于关键货币本位的金融帝国主义转变为真正的超级帝国主义的是，只有一个国家，而不是每个国家，具有维持不受限的国际收支逆差的特权。只有这个信贷创造中心的央行及其外交控制的国际金融机构，才能够创造其自己的信贷，收购外部的金融卫星国的资产和出口品。

另一方面，对资本主义来说，这种帝国主义模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苏联控制了制定贸易、投资和金融规则的机构，以剥削其在经互会的伙伴国。苏联在卢布不可兑换的条件下控制了贸易的定价和支付体系，从而获得了中欧的经济盈余，这就如同美国通过发行不可兑换的美元剥削其资本主义伙伴国。苏联以一种对自己高度有利的方式，确立了同其卫星国的贸易条件，这正是美国对第三世界所做的，所不同的是，苏联出口能源和原材料，而美国出口粮食和高科技产品。但是，若将它们抽象地视为一种策略性的实体，国家资本主义和官僚社会主义的帝国主义在各自诉诸的政府间手段上，似乎正互相走近。与美国一样，苏联也向其盟国挥舞军事高压之剑。

正如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一个世纪前所指出的，“国家因政治的、战争的以及其他更高的理想和‘进步’而招致债务。……假想未来将会给予这种关系永恒的荣誉。国家已经从商人和实业家那里学到如何利用信贷；这将阻止国家再次走向破产。现在，在所有骗子的身边，国家作为骗子的首领站立在那里”雅各布·布克哈特：《论历史和历史人物评价》（波士顿：1958年版），第171页。。

一个世纪以前，民族国家被许可通过创造货币和信贷，只能剥削其公民。当今新体系的独一无二之特征是，欧洲、亚洲、第三世界以及前苏联地区现在都可以窃取其公民的财富，但它们窃取的财富又进而被作为帝国主义中心的美国所窃取。美国公然挑战世界债权国的央行，看它们是否有意志引爆国际金融泡沫，并让众多最开放的经济体陷入破产。美国经济仍然是最为独立自主的，因此能够随时将自己同任何欧洲和亚洲的崩溃隔离开来，但是，金融部门就如同20世纪20年代的一样，仍然具有最高的杠杆作用。八九十年代，日本和欧州大陆已经对美国建立起数以千亿计的美元债权。如果它们就像美国在20年代作为债权国对英国和其他一战盟国所做的那样做，那么日本和欧洲会坚持要求美国以跳楼价甩卖其主要的制造业公司，甚至其美术馆的馆藏。这正是美国要求英国所做的。它是债权强国的传统特权，也正是60年代戴高乐将军出的牌。

但是，除法国以外，不论是日本，还是欧洲，都没有打金融牌。综观日本的行为，就如同它才是债务国，它接受了美国的要求：日本政府在1984年和1986年人为地降低利率，为美国总统和国会选举做贡献。结果是导致日本经济陷入高度的负债，制造了金融泡沫，泡沫的破灭最终迫使日本向美国甩卖其制高点，尽管美国还是日本的债务国。因此，美国很好地扮演了债权国和债务国这双重角色。

打破这种金融依赖的途径是，做美国作为世界主要债务国时所做的：违约（拖欠债务）。欧洲在1931年就是这样做的。但是，第三世界（追随皮诺切特将军领导的智利和撒切尔夫人领导的英国）并没有走上这条道路，它们而是同意甩卖公共设施、能源和矿产开采权以及其他公共领域。它们正根据传统的债权国规则出牌，而美国却根据针对欧洲和亚洲的新债务国规则出牌。欧元创建后，并没有担当一种政治储备货币的角色，而仅仅是作为一种记账单位，成为美元的卫星货币。俄罗斯的卢布也同样被美元化。

结果是建立了如下的全球体系，在其中，美元得到各国央行资本流动的人为支持，正是它们填补了私营部门的资本流动。资本流动反而成为日益不稳定、头重脚轻的股票和债券市场的产物。正是这些资本流动，主要是很多国家的债务清偿，而不是进出口商品的相对价格，决定了当今世界的各种货币价值。从而，华盛顿共识使传统的利率和价格变动调整机制已经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