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共识基于货币主义，其提出的贸易理论无视世界银行掌舵其发展计划的那些国家已陷入长期的国际收支赤字无力自拔。经济学者寻求解释该问题，在他们的教科书中几乎得不到帮助，因为这些教科书的逻辑忽视了过去30年全球事务的决定性特征。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经济学称理论是科学的标准，仅仅在于其假设的、抽象的立论是否内在一致，而不在于其是否符合现实。我在如下著述中阐述了这几点：《贸易、发展与外债：世界经济分化与趋同的理论史》（伦敦：普卢托出版社，1992年版，2卷本）和“数理经济学的应用与滥用”，载《经济研究杂志》第27期（2000年），第292—315页。美国政府控制全球信贷流动的策略是高度机密的，美国的金融外交家毫无兴趣宣传之。但是，如果不在学术课程中将这样的研究置于中心地位，全世界的中央银行家和资本经营者就会被一种狭窄的金融观所诱导，而看不到国家地缘经济战略的重要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紧缩计划的失败、外国经济美元化的危险和关键货币本位制的不劳而获特征。

这种必要的研究将表明，“一战”前存在的相互竞争的国家帝国主义已被取代，现在只存在一个主要的帝国主义强国。与霍布森和列宁时期帝国主义维持对国外的金融顺差不同，美国财政部吸收外国资源，同时，美国投资者收购法国、德国、日本、韩国、智利、玻利维亚、阿根廷、加拿大、泰国和其他经济体最近私有化制高点的公司控股股份，其中以收购俄罗斯的公司做的最为成功。

以上关于美国金融帝国主义的观点，既不同于传统的经济决定论，又不同于反经济的理想主义（或国家安全）理论。经济决定论者容易忽视世界外交中所有的经济和政治动力，将它们局限于与出口商和投资者利益最大化直接相关的动力。这种观点本身没有注意到，国家军事和总体经济力量作为一个行为系统的动力，可能与大型国际公司各自增加其财富的目标相冲突。

另一方面，“理想主义”作家［塞缪尔·弗拉格·比米斯（Samuel Flagg Bemis），AA伯利（A. A. Berle），等等］仅仅满足于证明国际外交中的一些非经济动机。他们设想，如果他们能够说明美国政府经常受到许多非经济动机的推动，那么就可以说，并没有经济帝国主义或剥削发生。

但是，这是一个不合逻辑的推论。美国走向世界大国的动力，是为了使自己的经济自主最大化（不论这种自主是被简单地视为“国家安全”的表达，还是被视为更具有扩张主义特征的某种行为）。正是美国的这种欲望，导致它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工具，创新了它对世界经济的寄生性窃取方式。美国利用军事引起的国际收支逆差，向世界大量输出美元，并吸收外国的物资输出，从而提高了国内消费水平和对外国资产的所有权。这些外国资产都是外国经济的制高点，它们以私有化的国有企业、石油与矿产、公共设施和主要制造业公司为代表。这再次与传统的帝国主义观点恰恰相反，后者主张，帝国主义经济体寻求对外输出其国内的过剩产能。

理解当今美元本位制的关键在于要认识到，该体制已经成为基于美国财政部借条的债务本位制，而不具有以黄金形式存在的资产的支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第三世界和其他债务国实行债权国取向的规则，而对美国却实行另一套标准。它已制定规则，使美国作为世界最大债务国积累的国际收支逆差货币化，而美国的赤字主要是美国政府借自于外国政府及其中央银行。世界银行也实行双重标准，它要求外国的公共部门私有化，同时资助外国提高依赖程度而非自给自足，这首先体现于粮食生产领域。美国政府向欧洲和东亚的中央银行积欠巨债，而它的投资者却收购债务经济体私有化的国有企业。华盛顿共识一方面要求这些无助的国家实行金融紧缩，另一方面推动美国国内的信贷扩张，制造了真正的房地产和股票市场泡沫，这没有受到日益扩大的美国贸易逆差的任何约束。

21世纪初期正在见证一种新型全球性中央计划的形成。该计划并非如“二战”结束时所预期的那样通过所有政府，而主要是通过美国政府做出的。其核心和控制机制着落于金融领域，而不是工业领域。与“二战”结束时所设想的国际贸易组织不同，当今的世界贸易组织正通过如下方式促进金融投资者的利益：它将外国的贸易收益转移到美国，而不是提高全世界的劳动力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