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美国将其不劳而获投资于生产资本，通过资本适得其所，产生未来的利润，华盛顿共识就不会如此令人诟病。不幸的是，美国实施了较少从事生产又维持帝国军事和官僚上层建筑的政策，这种政策加强了美国的代理国的依赖而非自立。这就是造成当今国际体系寄生性的原因所在，它与“一战”前的帝国主义体系是不同的，批评者和支持者所描述的“一战”前的私营企业帝国主义，注重生产和追逐利润。马克思、列宁和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曾设想，在他们所在的时代，推行殖民主义的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将成为发展的引擎。而美国远远不是他们所设想的发展引擎，在榨干了美元集团的工业盟国的金融资源之同时，阻碍了负债的第三世界原材料出口国的发展，最近，又阻碍了东亚“四小虎”和前苏联地区的发展。美国剥削来的果实没有投资于新的资本形成，而是挥霍于军事和民用消费，投资于金融和房地产泡沫。

早期的国际体系被认为将得到越来越多的强化，直至它在武装冲突中达到顶点，但在这一过程中边缘区的经济得到发展。但是，如今华盛顿共识的趋势一方面是通过以美元标价的债务，使几乎各国经济都不堪重负，从而阻碍世界的发展；另一方面要求以美国的美元债务作为结算各地区国际收支平衡的手段。其结果是耗尽了整个国际体系，各地区经济体迟早会声张其主权，而不管后果怎么样。

在当今的世界，崩溃很可能发生于金融领域，而不是军事领域。越南战争表明，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民主国家，都不可能承担得了常规战争的外汇成本。尽管最近在南斯拉夫和阿富汗，美国还是以军事行动控制着边缘区。教训在于，各国政府只有拒绝为负债日益加重的帝国强权的军事和其他无节制融资，和平才能得以维持。

然而，自1972年以来，欧洲、日本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仅做出微弱的努力，来重新掌握其经济命运，自1991年以来，甚至俄罗斯也将其能源、矿产、公共设施以及其他公共领域交给私人经营者。在过去的10年，俄罗斯接受华盛顿共识的代价是，每年高达250亿美元的资本外逃。亚洲和第三世界国家已经许可它们的国内债务以美元标价，而不管国内收入是以本国货币标价的。这制造了由私有化的甩卖所带来的长期的国际收支外流，私有化的甩卖为政府提供了足够的硬通货，来保持其具有大量美元恶债的账面平衡，但这些美元债务的预期利息和红利是必须支付的。与此同时，国家对劳动力征税，而不是对这些私有化的企业征税。

这是一个不可持续的国际体系。但是，取代它的将是什么？如果外国经济体要取得金融独立，它们必须建立属于自己的管制机制。它们会否这样做，取决于美国在多大程度上彻底地成功使隐含于华盛顿共识及其意识形态的超级帝国主义不可逆转。

金融独立是以政治自主，甚至文化自主为前提的。经济课程需要抛弃芝加哥学派的货币主义理论和哈佛式经济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缩计划就是建立于前者之上，而后者使俄罗斯的私有化灾难合理化。

货币与信贷一直是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度性产物，而不是客观的、自然形成的。货币主义政策是技术专家治国理论的应用，这一伪装掩盖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实施的金融紧缩计划为美国的贸易和投资目标的服务程度，从债权国与债务国之间的贸易条件来看，还掩盖了为西欧和东亚的债权国的服务程度。

华盛顿共识得到推广的一大有利因素是，它是中央银行家和外交家在进行理论培训时的主要内容，这样，在进行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分析时，政治现实这一角度已被排除在外。比如，经济学家假定，贸易收益是完全地、平等地共享的。但是，实际上，美国政府一直称，美国经济必须在所有交易中都得到最大好处，这与学院派贸易理论家和国际法的理想主义假设所描述的情况恰好相反。虽然大多数国际协议的前言都包括贸易互惠的承诺，但美国政府一直迫使外国减少关税壁垒，与之同时增加美国自己的非关税壁垒，从而，到目前为止，美国在不平等的交易中得到了最大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