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登先生的引用语，是威尔逊总统1917年4月2日在美国国会演讲时提到的。在演讲中，威尔逊说：“我们不想实现任何自私的目标，我们不想征服，不想统治，我们不要求赔款，我们不会因为自由做出的牺牲，而要求任何物质补偿。”威尔逊总统还向比利时承诺，他绝不会要求比利时偿还117亿美元的债务。虽然美国政府同意放弃比利时的贷款利息，但威尔逊的承诺没有兑现。与之相比，英国和法国取消了贷给比利时的更大数额的本金和利息。关于这点，见上书，第301页。正如凯恩斯所说，法国能够“仅仅从德国获取其农村所遭受的损失。然而，“一战”的战胜国法国必须支付其朋友和盟国的债务，4倍于1870年普法战争时战败的法国支付给德国的赔款。与法国“一战”时的盟国或是伙伴国相比，俾斯麦的出手算是轻的”。同上，第276—7页。他坚持认为，结果是“战争将以可支付的沉重负担从一个盟国转移到另一个盟国而结束。这笔债务总额甚至可能超过从敌国获得赔款的数目。“一战”将以盟国间互相欠债这一无法忍受的结果，而不是以从敌国获得赔偿而告终”。

尽管存在上述事实，美国财政部还是强硬地拒绝考虑，根据盟国接收的德国战争赔款情况，变动盟国间债务预定的偿还款项和支付利息。因而，英国不得不转向法国和德国筹集资金，以支付欠美国的战争债务。法国只有转向德国，并在1921年长驱直入萨尔地区，以德国的货物替代法国不能获得的赔款。在这段时期，美国对世界经济形势造成的困难，催生了最严重的国家主义勒索行为。

因而，美国形成为具有绝对优势的世界债权国，完全缘起于政府的运作。这既不是私人海外投资赢得贸易顺差的产物，又不是私人海外投资通过再利用外国投资收益和国内赢利现金而自我扩张的结果。虽然这种私人资金流的再投资确实发生过，但是与战争期间美国对盟国的放贷以及战后提供的救济和重建资金相比，它是小而又小的。

从资本主义时代的其他国家来看，一国政府对外国领土的入侵一般紧随着私人海外投资的增长，尤其是在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的不发达地区。该国政府要么攫取领土来保障本国的私人资本利益在这些地区的扩张，并把其他国家的资本家排挤出去，要么与该地区的统治者达成特别协议，来促成同样的结果。在上述两种情况下，私人资本都行动在前，政府行为紧随其后。这不一定是事物演变一成不变的秩序，但却是事物演变的正常秩序。毫无疑问，要害在于海外私人利益的培育，这种利益与国家总体利益是一致的。

美国没有遵循这条历史路径来获得世界债权国地位，其动机也不一样。美国海外投资的巨浪不是由私人投资者掀起的，虽然私人投资者确实参与了，但它是由政府主导的。投资浪潮不是主要流向那些具有丰富资源的不发达地区，而是流向工业产出比美国还大的欧洲，欧洲也显然缺乏原材料。美国对欧洲大规模投资的动机主要是政治上的，经济因素只扮演较小的角色。

事实上，上述论点是站得住脚的，若美国政府不干预，美国的私人工业和金融利益集团，不论在金融上，还是在军事上，都会在欧洲战争和欧洲重建上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益。一个精疲力竭的欧洲，受制于一场不确定的一拖再拖的战争，将把整个大陆拱手交给美国私人金融资本来主导，美国私人资本的资源将部分地来自于根据商业条款向交战双方持续地出售武器。因而，就美国私人金融资本的普遍性而言，政府干预是错误的。一个精疲力竭的欧洲已没有能力继续控制其生产原材料的殖民地，正如“二战”的结果所全面展示的那样。从而，美国政府的干预限制了美国私人资本在欧洲及其殖民地的潜在扩张范围。

美国的国际金融资本由政府发起和支配，受政治驱动，其演变是有史以来独一无二的。这不是说，过去的其他政府为达到其政治目标，没有资助过外国战争的一方或另一方。而是说，国家运用政府资本成为毫无疑问的世界债权人，这是没有先例的。在国际金融领域，这是新生事物：它意味着国际资产积累和集中于一国政府手中，而不是集中于不同的私人资本集团手中，不论后者的资本积聚规模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