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际金融资本独特的发展脱离了金融规范，这显然与霍布森、考茨基和列宁的预见不同。在他们思想形成的那段时期，不仅该过程无法预测，而且不断演变的经济与国际关系也无法预测。可以预见的是，国际领域的金融资本增长和集中是资本总积累和集中所无法逾越的阶段。与希法亭（Hilferding）一样，考茨基和列宁都同意霍布森的观点。但考茨基认为，如果国际金融资本卡特尔之间达成足够的约束性协议，这既可能导致战争，也可能带来和平。

列宁完全不同意此观点。战争不仅能够源于，而且必须源于私人金融资本角色的国际化。在资本主义世界，政府是国家资产阶级的执行委员会。就其本质而言，相互竞争的国家金融资本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必定会成为政府卷入的国际争端。战争必然紧随其后，这种利益冲突的工业和地缘范围越广，战争规模就越大。

考茨基和列宁都没有预见和分析美国作为一个巨大债权国出现的独特性。在这一点上，不但他们两人错了，而且美国人民，包括美国绝大多数学者，也错了。注意力都集中在大规模的政府间债务内在的转移问题以及转移机制的技术调整。但是，学者呼吁考察又没有考察的真正问题是，这向世界预示着，一个领导国政府将使本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服从于本国政府的自主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私人资本家的资源将受到管制，以服务于该国政府所认为的合适目标。这样的政府不仅将积聚超大规模的国际金融资源，而且将通过外国政府向它们的公民，包括它们的资产阶级借款和征税，向全球征收债权。

作为一个整体，美国的私人利益集团没有明确的经济目标，而美国政府通过其政策，却实现了明确的经济目标。这使美国作为主导的债权国登上世界舞台，区别于其他国家，例如，这与英国通过更缓慢的军事行动在较早时赢得债权国是不同的。英国的经济和领土目标与德国的同类目标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美国没有占据这样的地位。获取领土既不是美国介入“一战”的目标，又不是其结果。当战争胜利后，在殖民的意义上，帝国主义者的野心没有导致冲突。

相反，美国政府依然向欧洲、友国及最近的敌国进一步输送资本。美国国际金融资本的绝对的政府性质始于战争期间，在战争结束时得到进一步强调。其他国家正在经历的是以更原始的形式演变进入国家社会主义的早期阶段。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和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均使各单独资本家集团的个体利益服从于不损害这些利益的国家政治目标，但是，将它们纳入多大程度的有效管制，取决于它们的政权性质。准确的说，这已隐含在如下的立论之中，即美国政府已扮演本国和全世界的主要授信者的角色，不过，其表现方式相对较良性。

美国国内和国际金融资本集中已形成一种最可怕的力量，对于这种力量篡夺全球信贷权，全世界没有任何抵制的力量。相反，世界金融秩序越来越依赖于，美国政府在世界金融中不仅能够、而且确实发挥的主导作用。

在资本主义世界，由单一民族国家担当债权国，被证明如同布尔什维克革命一样，具有革命性作用。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全能国家；自“一战”结束后以来，事态越发表现得如此，美国通过削减军事预算，降低了其资产浪费的比率。由于美国政府决定，不承担力图以更传统的军事手段达成国外政治目标的成本，美国政府通过向其他国家无情地放贷，实现其海外政治目标的能力得到加强。

因此，一开始，美国政府在海外投资中就扮演决定性的角色。无论多么迂回曲折，正是美国政府决定了美国海外投资的增长和方向，而不是私人金融资本决定美国的外交政策。不认识到这一点，人们就不能理解，在“一战”期间和战后时期，美国政府对其盟国执行的表面矛盾和明显弄巧成拙的政策。人们只有理解了美国在两次大战之间对待德国战争赔款和盟国间战争债务的行为所体现的谋求权力的背景，才能具备理解美国在“二战”后推行的金融帝国主义政策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