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而言之，尽管如考茨基和其他人所言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世界和平的希望有赖于政府间合作的前景，但这个希望现在看来破灭了。列宁否定了考茨基开出的药方——他称其为超帝国主义，理由是它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理想：因为甚至是在垄断层面，企业和国家之间的相对权力都总是在不断变化的，所以卡特尔、还有受它们影响的政府，是不可能进行合作的。如果政府的实际经济力量的增长超出了过去的国际条约的制约，这些政府就会违反任何的条约。

不过，现在正在发生的是世界权力集中到了美国人的手中，尽管其他国家的政府想将这一权力从美国人那里转到一个更为平衡和多极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对盟国间债务的不让步以及坚持认为这个问题与战争赔款问题根本无关，导致了世界平衡无法实现。外国政府对此持默认的态度，至少暂时如此。

不管新的体系是什么样的，它都不再受私人部门的金融资本主导了，不过可以认为盟国间债务造成的世界金融的崩溃、1929年股市的崩盘以及大萧条是受金融资本支持的政策的结果。当然，私人资本的特权遭到剥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战争的结果，这场战争的动机主要来自国际金融资本的竞争。但是，这场战争的后果是剥夺私人资本的特权，以一个不可忍受的政府间债权和债务的重负的体系来取代它。国际货币领域内个人主义者的自由放任，在鼓吹他们的政府即使冒着战争的风险也要瓜分这个世界及其市场这一点上是短视的。结果并不是任何战前的观察人士、包括社会主义阵营内的观察人士所预期的。

战后政府间债务体系的毁灭性效果由于以下事实而加剧了，即它的金融债权在生产性资本资源中没有对应物，因而就没有可以支付它的真实手段。相反，它是要求支付毁坏欧洲资源的成本的债权。对私人生产性投资的神圣性与更为站不住脚的战后政府间债权之间的错误类比，凯恩斯很快就提出了质疑，而且他马上就嘲笑了那种典型的银行家的观点，即“政府之间的一个类似的体系，这个体系规模要远远大得多而且一定是压迫性的，没有真实资产来代表，而且与财产体系之间的关系不那么地紧密，是自然的、合理的、符合人性的”。通过私人投资形成生产性资源，古老的国家可以开发年轻的国家，这样“这种安排可以对双方都有利，而且因为有大量的利润，借款国可以希望得到偿还。但这种情况不能反过来”。像美国这样的年轻的国家不能指望欧洲那些相对古老的国家能够在生产上超过它，达到形成足以分期偿付沉重的盟国间债务、同时又满足国内需要的可出售出口剩余的程度。“如果按照美国债券在19世纪在欧洲发行而类推出欧洲债券在美国发行，那么这个类推将是错误的；因为在总量上而言，没有偿还它们的自然的增加，没有真正的偿债基金。利息将靠申请新的贷款来偿还，只要能够申请到新贷款的话，而金融这座大楼将越建越高，直到有一天不再值得去维持它是有地基的幻觉。美国投资者不愿购买欧洲债券是建立在常识的基础上的。”《和平的经济后果》，第281页，以及《条约的修订》（伦敦：1922年版），第161页。

欧洲可以以两种方式产生对美国的收支剩余，从而直接募集分期偿付其盟国间债务所必需的资金：扩大对美国的出口——也就是说，侵入美国的市场，还有就是从美国投资者那里借贷。正如弗兰克·陶西格所强调指出的：“美国的某些工业部门将经历来自其欧洲对手的更多竞争。尽管这一类后果在数量上的重要性没有普遍认为的那样大，但它作为债务偿付的一个很可能会出现的结果，必须加以面对。”《盟国间债务》，载于《大西洋月刊》第CXXXIX期（1927年3月），引自杰罗尔特（Gerould）和腾布尔（Turnbull）：《盟国间债务与债务清偿修订论文选》，第461页。商务部的理论家们提出，为了得到欧洲清偿债务的融资，美国不得不演变为一个贸易赤字国：“如果尚未开始向美国政府支付其债务的欧洲国家开始进行支付的话，商品的进口毫无疑问会经常性地等于或超过出口，债权国的情况通常都是如此。”美国商务部：《美国在1923年的国际收支平衡》，载于《贸易信息公报》第215期（1924年4月7日）。亦可参见其1924年的报告，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