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胸狭隘的态度导致了美国官方一直拒绝承认盟国间债务和德国的战争赔款之间存在着联系。1932年6月召开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没有提到战争债务问题，而提名富兰克林·D罗斯福为总统候选人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则制定了一条政治纲领，反对以任何形式取消债务。在7月份召开的洛桑会议上，欧洲重申了它对将这些债务与德国的战争赔款联系起来的坚持。法国总理赫里欧指出：“取消战争赔款而不相应地调整盟国间战争债务会使德国占据特权地位。”《世界事务中的美国：1932年》（纽约：1933年版），第142页以下。德国提出了最终一揽子清偿其战争赔款的建议，而意大利的外长在1932年的7月4日则建议将战争债务和赔款一笔勾销。

随着盟国无法从德国那里再得到任何更多的资金这件事变得明显起来，盟国转而开始自我拯救，要求美国放弃它们自己对美国承担的战争债务。在这次会议结束时，它们同意，只要美国政府放弃对其前盟国的战争债务索偿，它们就放弃德国的战争赔款。赫里欧总理在与《强势报》（L'Intransigeant）记者的访谈中指出：“必须清楚理解的是，在战争赔款的清偿与解决对美国的债务问题之间现在已经建立起了联系。现在所有事情都取决于与美国达成协议。”引自前引书，第168页。

欧洲盟国这样的思路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代价是剥夺它们自己的黄金储备以继续支付这样一场战争——现在它们终于准备结束这场战争的经济后果了，它们就能做到放弃德国的战争赔款。它们的座右铭很简单：“因为我们豁免我们的债务国的债务，所以美国豁免我们的债务。”出于自卫，英国和法国签订了一项它们与德国的协议的附录，规定“如果它们自己的债务得到了令人满意的解决，上述的债权国政府就会批准这个解决方案，与德国之间的协议也肯定会完全生效。但如果无法这样解决的话，与德国之间的协议就不会批准；新的情况就会出现，而有关政府就要就下一步应该怎么做进行协商。”惠勒—本内特：前引书，第234页。

美国的政治家们指责欧洲针对美国形成了一条统一阵线。（别忘了，那可是一个选举年。）洛桑会议因此而不欢而散。

与此同时，胡佛的延期偿付计划在实施一年以后于1932年6月30日到期。第一笔到期的付款是希腊应于7月1日支付的一笔债务。“希腊政府通知了美国财政部，它将利用其与美国达成的协议中的一项条款推迟支付（这项条款允许希腊延期两年半支付）推迟支付部分的金额按425％的利率计算。”较小的债务国有样学样。随后，在11月的10号，希腊拖欠了它的444 920美元的不可延期的付款；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偿付链断裂了。

尽管如此，胡佛总统仍拒绝了欧洲提出的以有序的方式推迟其债务偿付的请求。11月23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一份外交照会，强调“战争赔款完全是欧洲的问题，与美国无关”，而且提醒盟国，它们的债务“必须作为完全独立于因战争而出现的赔款索偿的债务来对待”。一个月后，也就是在1932年的12月19日，总统在向国会提交的一份特别演讲词中宣布，政府已经拒绝了盟国推迟偿付的请求，“因为我们认为，答应这些请求就等于是在实际上破坏了协议的原则和精神；这样做就是放弃我们与每个国家分别处理这些债务的国家政策；这会导致这样的局面的出现，即债务会被看成是德国的战争赔款和赔偿的对应物，因而不仅会破坏这些债务各自的性质和义务，而且会变成德国战争赔款向美国纳税人的事实上的转移；如果不考虑这些损害经济恢复的破坏性力量的话，它就不会缓和世界局势；除非有明确的赔偿，否则要求美国人民做出进一步的牺牲就是不恰当的。”引自《世界事务中的美国：1932年》（纽约：1933年版），第177页和172页。

但可以期望欧洲做出怎样的赔偿呢？英国已经被迫于1931年9月与黄金脱钩。它试图清偿其欠美国的债务，这样做先是造成了英国国内价格的紧缩，而这主要源于英国政府筹集以英镑标价的其欠美国政府债务的预算需要；然后，尽管出现了这样的通货紧缩，又导致了英国货币相对于其他国家货币的崩溃，因为英国将英镑转成了美元。债务问题的这一转移方面甚至比预算问题给欧洲经济造成的破坏还要大。美国的外交关系委员会指出：“在英国、南斯拉夫、芬兰、希腊和其他债务国中，因为货币贬值而出现了债务负担的额外增加。在英镑兑美元的汇率处于平价的情况下，英国财政部要用两千万英镑来购买为偿付于1932年12月到期的本息所需的美元。而在一英镑兑322美元的情况下，它需要近3 000万英镑。”上引书，第189页。以英镑表示时，英国对美国的债务增加了，因为它要支付更多的美元，因为这迫使英镑的价值相对美元下降了。其效果是使得英国的债务转移成为了一项永远也无法完成的工作。

针对这些争论，美国外交人士的答复是，如果债务国愿意减少它们的军费开支的话，它们就会有更多的资金来清偿它们的国际债务了。债务国则回答说：在它们欠美国的战争债务被削减到切实可行的水平上之前，它们无法采取措施稳定它们的货币。

由于越来越担心美国自己可能会放弃金本位，事情变得更严重了。对美国的担心是在1933年6月召开世界货币与经济会议的主要动机。人们寄希望于盟国、德国和美国彼此之间能解决在洛桑会议上陷入僵局的那些问题。正如英国的一名观察人士在1933年元月所指出的：“整个世界越来越渺茫的希望和期望都寄托在这次经济会议上……这可能是将世界从灾难的边缘推向坚实的大地的最后一次努力了；这可能是最终陷落之前的最后一次绝望的挣扎了。到了这次会议召开的那一天，罗斯福总统将已经就职了，这时整个世界就会知道他是否会用削减战争债务来换取关税的削减。”惠勒—本内特：前引书，第257页。

这样的重新回到正常状态的举动并不会出现。确实，在1933年的早期，美国的外交人士曾提议重新回到稳定的货币平价，主要是为了防止其他国家对其货币进行贬值，以此扩大它们的出口，特别是对美国市场的出口。但是，随着这次会议的临近，罗斯福开始意识到他的国内政策是与他所宣称的国际政策不一致的。

美国首先考虑其国内经济的战略是有道理的。但它没有预见到世界经济问题所牵涉的范围有多广，它也没有理解它对欧洲债务问题所采取的强硬路线会在多大程度上促使欧洲大陆重新拾起民族主义和独裁专制——这些对美国的强硬路线的回应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达到顶点。

从当时来说，美国的思路既非邪恶的，也并非不正确。但这一思路没有走得足够远。在美国没有同意停止偿付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出现对纠结在一起的战争赔款和盟国间债务支付的违约，欧洲竭尽所能。美国从来也没有同意停止偿付。美国因此让欧洲别无选择，只能从一开始实施以债权国为导向的、通货紧缩的政策，然后在美元贬值后的1933—1934年年间采取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政策。在国内，美国的经济遵循了比欧洲更为平民主义的、以债务人为导向的经济哲学。在国际上，它坚持采取了强硬的债权国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