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佛意识到，欧洲的事态发展已经超出了美国的政治时间表，他在12月20日建议挑选一名懂国际事务的人作为他的顾问，比如说欧文·杨格（Owen Young）、豪斯上校（Colonel House，即Edward MHouse。——译者注），或者可以是莫利之外的几乎任何人。罗斯福承认，“对英国人很可能要做特别的考虑，因为在债务清偿问题上，我们对他们比对我们任何其他的债务国都较少仁慈”。但他强调，任何债务谈判都要等到3月4日之后，由经他自己任命的官员来进行。至于这次经济会议，债务问题不应该在会议上提出来，因为它是一个令人讨厌的枝节问题。毕竟债权国从来都不想听到债务国为什么无法清偿债务，而是宁愿一心一意地专注于所欠的债务。不管怎么说，罗斯福所主要关心的是美国的经济，因而他决定，在他3月份主政之前，没有必要再就债务问题与胡佛、史汀生或其他人见面了。

在摩根公司的合伙人罗素·莱芬韦尔（Russell Leffingwell）的带领下，国际主义者们试图将国务院中的民主党人士诺曼·戴维斯（Norman Davis）提升到一个具有影响力的职位。莫利“确信他想把债务踢开，为恢复对欧洲的私人借贷提供方便。”罗斯福让戴维斯跟着莫利和塔格维尔在1月20日与史汀生在国务院见面，就计划于夏天在伦敦召开的经济会议的议题起草一份对英国人的答复，这时戴维斯的命运就注定了。在戴维斯站到了史汀生的立场上以后，罗斯福从此就选择不再听取他的建议了。

对于在1月20日的会议上与欧洲谈判出等价交换的前景，塔格维尔重复了罗斯福的观点，即美国经济的恢复实际上并不需要英国或法国在关税上的让步。所需要的是国内信心的恢复。承认德国的战争赔款无法偿付，会给盟国提供机会，即声称这会使它们失去支付其第一次世界大战债务的钱。它们会要求美国对它们自己的债务做出让步，以此作为回报，这样它们的债务清偿才能降至它们的偿付能力以内（事实上，史汀生这一天的日记显示，在与欧文·杨之间在纽约进行的会谈中，英国希望“就债务问题达成一项独立的解决方案，无须任何让步作为回报”）。

因此，对当时正在起作用的金融动态视而不见是受美国的自我利益——也就是说，美国政府作为债权国的利益，对此东海岸的银行利益已经意识到这是与它们自己的私人野心背道而驰的——所支配的立场。塔格维尔和莫利拒绝授权发表一份声明，承认美国将在伦敦会议上解决债务问题。他们还强调，史汀生对英国外交照会的答复必须要抵制这样的观点，即在债务问题上做出让步可以构成货币稳定的基础。美国主要的国际主义报纸可以同意欧洲的不偿付战争债务的民意，但国会不打算让欧洲从债务中脱身。另外，影响到选民和国会议员所关心的地方利益的关税问题和贸易问题，可以召开一次国际会议加以解决。罗斯福的顾问们希望会议的议题仅仅限于这个领域。

史汀生颇为气愤，他指责塔格维尔“企图破坏我在整个任期里面一直在做的每件事情”，而且他说他会“在国务院的文件中留下一份备忘录，记录下他的成熟的判断，即另一条道路更为可取”莫利：《七年之后》（1939年版），第97—100页，以及《首次新政》，第52页以下，引自塔格维尔：《新政日记注释》，第71页以下。。莫利在自己的书中说，对此他根本不在乎。民主党的自由派国际主义人士被推到了政治的边缘。赫尔作为国务卿所起的作用，只不过是为新政的倡导者提供一层保护色。

1月24日，在得到在国务院进行的会议陷入僵局的通知后，财政大臣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发表了一篇讲话，采取了“这样的立场，即欠美国债务的清偿必须金额很少，而且必须是最终的清偿”。这一次英国没有提出等价交换。最终摊牌的局面很明显在所难免，而从罗斯福的团队这一方面来说，他们不打算做出任何的妥协。

当英国大使罗纳德·林赛（Ronald Lindsay）被召回伦敦提供咨询时，罗斯福向史汀生提议，如果罗纳德爵士先来他正在那里休养的温泉疗养院与他谈一谈，这样做可能会澄清一些事情。1月28日，罗纳德来了，罗斯福在与他的讨论中概括了美国的逻辑思路，即如果欧洲削减其军费开支的话就能够支付债务，而且无论如何，“英法两国的国民在这个国家里拥有大量的证券和其他财产，它们可以在一定限度内用来进行债务的转移”莫利：《七年之后》（1939年版），第104页。。正如下一章所要指出的，美国的外交人士在1940年至1941年年间仍在提出后面这一点要求，而这时，针对最终将这个国家拖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纳粹的侵略，他们正在就租借法案以及美国对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提供支持进行着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