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美元霸权与全球贸易战本章系《即将到来的贸易战》第一部分“即将到来的贸易战和全球性的经济萧条”原载《亚洲时报》2005年6月16日。
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讽刺的是,它并不是由在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贸易体制中一直受害最大的贫穷经济体发起的,而是由富裕经济体,尤其是美国发起的。
很多历史学家认为,1929年股票市场的崩溃并不是导致大萧条的原因。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联系的话,1929年的股灾在技术上反映出过度泡沫化的经济不可避免的宿命。然而,在政府有效的货币政策的支持下,股市崩溃可以在一个相对短的时期里恢复元气,如1987年(下挫了23%,9个月内就恢复了)、1998年(下挫了36%,3个月复原)以及2002年(下挫了37%,2个月复原)的股灾所表明的。
但1929年股灾之后,可没有那么迅速的恢复。从结构上看,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SmootHawley Tarrifs)使得从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持续了十多年,直到美国1941年参战。该关税使整个世界贸易螺旋式衰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才逐渐恢复。在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美国经济由于战争动员才得以最终恢复,而全世界大多数市场经济体当时仍深陷战争泥潭,直到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才完全恢复。
进入21世纪后还不到5年,在一个市场经济成为规范的世界上,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贸易体制的稳固确立,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并逐渐演变为新的复杂的全球贸易战。讽刺的是,这场新的贸易战并不是由在贸易链中接受残羹剩菜的穷国发起的,而是由在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贸易中无论如何衡量都是获益大于损失的美国发起的,欧盟也是有样学样。当然,日本从未放弃过保护主义,也从未把竞争政策当回事。富国需要认识到,它们从已经不公平的贸易中努力榨取每一滴收益只会使整个世界陷入深重的经济萧条。历史已经证明了,当穷国吞下经济衰退的苦果时,富国就算有财富上的大力支撑,也会遭受政治上的报应,要么是战争,要么是革命,或者两者都有。
一、冷战与道德诉求
在冷战期间,并不存在国际性的自由贸易。两大对立的意识形态阵营之间完全没有经济联系。每一阵营内部,各国通过对外援助和与各自的超级大国之间的备忘录贸易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彼此之间的竞争不是为了获利,而是为了赢得两大对立阵营以及第三世界不结盟国家的民心和民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加强而不是削弱了各自的兄弟国家。
两大超级大国的人民努力帮助各自阵营内的贫穷人民,它们的政策目标都趋向于平等,即便并不总是付诸于实践。冷战年代,两大阵营内的对外援助和备忘录贸易比后冷战年代由单一超级大国操纵的新自由主义全球贸易更有助于减少贫困。目标不仅仅是增加收入和财富,而且要结束各国之间和国家内部的收入、财富不平等状况。如今,收入和财富不均已被合理化为资本构成的必要前提。《纽约时报》报道说,从1980年到2002年,美国01%的收入最高者的总收入翻了一番,而10%的收入最高者的收入提高缓慢,其余90%的收入都有所下降。
尽管被指责得一无是处,冷战还是达成了两个艰难的目标:它阻止了核战争的爆发,并将发展作为一种道德诉求引入超级大国的地缘政治竞争,由此推动了两大阵营内部的经济平等。冷战结束以来,核恐怖主义形成为一种严重的威胁;即便是富国,国内的发展也要让位于全球贸易,世界各处的收入和财富差距一直在扩大。
自冷战在约15年前结束后以来,世界经济增长已经转而排他性地依赖于由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主导和推动的新自由主义全球贸易,该贸易体系的融资是以主要的贸易储备货币美元实现的,其稳定性是由以美国工人高工资使之可能的美国庞大的消费市场支撑的。世界经济增长一直是由世界贸易组织等超国家机构大幅度削减世界各国关税而得到维持的,其融资是由解除管制的外汇市场与全球中央银行体制协调提供的,全球央行体制独立于当地行政压力,由超国家的国际清算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