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乔治·Ｗ布什以道德辞令为其自由贸易理论辩护。2001年5月7日他在演讲时说：“开放贸易不仅是一种经济机遇，而且是一种道德诉求。”“贸易为失业工人创造就业机会。当我们为市场开放进行谈判时，我们给世界上的穷人新的希望。当我们推动开放贸易时，我们就是在促进政治自由。”只要以实际的数据对其加以检验，上述论断仍然是高度争议性的。美国数以百万计的国内制造业岗位已通过国际贸易流到了海外。在全球层次上，由于在干同量工作时雇佣了不熟练的劳动力，虽然就业数一直在增加，但同量工作的工资总额却急剧下降。

三周后，一位保守派专栏作家菲利丝·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撰文做出了回应，“自由贸易是一个经济问题，并不是一个道德问题”。她在文中指出，终于能有一位总统给他的行为加上道德光环，这一点肯定使得保守派欢欣鼓舞，“圣经和十诫都没有教导我们去从事自由贸易。耶稣也没有让我们跟随他的脚步去从事自由贸易……美国宪法也没有要求我们一定要支持自由贸易，痛恨保护主义。事实上，我们的宪法制定者相信保护主义才是经济制度并付诸于实践。保护性关税从1789年起就是联邦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直到1913年通过宪法第16次修正案创造了联邦所得税才取代它。那一百多年中，所有政府官员都未履行自由贸易的‘道德义务’，他们就都玩忽职守了吗？”施拉夫利的论述尖锐，她的观点值得关注，因为美国政治当前正陷入狭义解释宪法的古典保守派和道德帝国主义的新保守派之争。尽管新帝国主义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占据优势，在美国的政治文化中，保护主义还是有强大的影响，尤其是在保守派和劳工运动中。

小布什还提到了中国，在其前任比尔·克林顿即将卸任时，中国与美国达成了一项贸易协议，于2001年底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她将从自由贸易政策所带来的政治变化中获益。这一声明为那些把对外贸易看作是反对中国“和平演变”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的中国人提供了明显的证据。“和平演变”战略是20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国务卿杜勒斯率先提出来的，它企图通过和平贸易诱使中国共产党进行自身改革，放弃政权，推翻工人阶级专政以利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大约40年之后，邓小平批评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和总理赵紫阳在他们执行中国现代化政策的过程中没有能够遏制资产阶级自由化。1989年11月，在天安门事件发生后5个月，邓小平警告说：“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它们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国家。”邓小平对天安门事件的处理防止了中国重蹈1991年苏联解体的覆辙。

二、“自由”名义下的敌对

不过，很清楚，政治自由经常是保卫国家精神的第一个牺牲品，而美国对那些它所认为的不自由国家采取敌对的经济和安全政策，必然会带来那种精神。当美国每次宣称某一国家不自由时，该国在美国政策的作用下将变得更不自由。这一再地在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得到证实。当美国对华政策趋于敌对时，政治自由和新闻自由也就不可避免地面临严格的控制。虽然贸易的确有助于开展贸易的国家，但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将贸易同意识形态／政治目标脱钩；二是保证公平贸易；三是意识到全球的充分就业刚刚起步，最低生活工资是全球贸易收益的先决条件。

唯一的超级大国与其传统盟友之间逐渐破裂的关系起源于贸易纠纷。美国从国际金融体系结构中获益，现存国际金融体系结构为美国经济，而不是欧盟和日本提供了结构性的货币优势，更不用说世界上其他国家了。贸易问题涉及到空中客车公司和波音公司之间的政府补贴之争，香蕉战、糖战、牛肉战、橘子战和钢铁战，以及关于合并公司、收益和金融服务的公平竞争等争端。如果发现某国政府在长期的争端处理过程中违反了世贸组织的规则，其他国家可以采取报复性措施。如果世贸组织否决了空中客车的投诉，美国可以对欧盟的其他货物追加关税，反之亦然。如果双方政府都违反了规则，就都可以采取报复性措施，引发一轮攻击性贸易保护主义的恶性循环。如果美国政府不公平地支持本国的钢铁工业，欧盟就可以向对美国非常重要的行政州采取行动得分，如对佛罗里达的橘子征收关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