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自由贸易理论，一般来说，贸易只会在平衡重新建立之前或是自由贸易完全停止的情况下暂时失衡。双边贸易暂时失衡往往是因为贸易伙伴暂时或是不具备竞争力，或是效率低下，或是生产能力不足。贸易逆差国从贸易顺差国那里购得更多的产品和服务，然后就用本国货币支付差额，以便顺差国有朝一日可从逆差国那里购买食品以恢复收支平衡。暂时的贸易失衡很可能是由一系列的社会经济因素引起的，如贸易条件、工资水平、投资回报、调节机制、劳动力或原材料或能源缺乏、维持贸易的基础设施完善性、购买力平价，等等。持续维持贸易逆差的国家将赢得银行所称的只借不还者（habitual borrower）的声誉，也就是该国已具有不良的信贷风险，已是长期地入不敷出。如果用本国货币清偿贸易逆差，汇率就面临下调的压力。在根本性地解决贸易伙伴之间的生产率差距时，浮动汇率寻求消除或缓解暂时的贸易失衡。

美元霸权保护了美国的贸易不平衡迫于市场压力重新趋于平衡，基于货币威力而允许美国的贸易逆差持续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贸易逆差将推动美元汇率的不断降低，即便美元霸权可使降低维持在较慢的速度。但是，如果低于平价的汇率长期存在，就会冒有生产率的暂时失衡转化为永久性失衡的风险。不断弱化的货币会惩罚发行该货币的经济体陷入经济的螺旋式下跌。这在过去十年已发生在美国身上。使情况更糟的是，由于解除市场管制的全球化，美国的贸易逆差在不断扩大的同时，还伴随着由跨境工资套利引起的部门失业率的逐步上升。美国歧视性的移民政策也不支持美国的低收入工作机会，并加剧了非法移民问题。

过去十年里，美国境内的地区工资套利使其经济和生产都趋于国际化。在地区工资套利的推动下，美国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重新集中于低收入的南部地区。虽然纺织业的迁移带来短暂的调整痛苦，但美国北部经济努力使其生产率、科技水平、金融服务和产品质量都得到升级。美国南部经济也设法提升各种生产要素，并及时地缩小在国内的工资水平差距。这些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就业岗位都保留在国内。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就业岗位无情地离开了美国。根据自由贸易理论，美国的贸易逆差应会引起美元相对于其贸易伙伴货币的暂时贬值，使得出口竞争力重新趋于平衡，从而消除或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然后，暂时失去的就业岗位还会重新回到美国。

但由于美元霸权，持续存在的美国贸易逆差打破了贸易理论。尽管有些强势货币有选择性地升值，广义的贸易加权美元指数还是维持上升趋势，这是因为高度负债的新兴市场经济体试图通过本国货币的贬值从以美元标价的债务中解脱出来。虽然该目标是为了补贴和扩大出口，却讽刺性地使美元债务相对于当地货币来说更昂贵了。尽管美国不断扩大货币总量，也就是说不断地放松银根或印发钞票，美国通胀面临的压力不大还是增强了贸易加权美元指数的上升势头。

美国的进口量围绕债务驱动的美元汇价的提高做出调整，因此，可以根据扩大的货币总量对之加以评估。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候，输往美国的货物年增长率约为15%，超过其GDP年均增长率的5倍。当美国利率高于那些债权国利率时，美元就会被看好，美国也就会享受经济繁荣。这导致了一种奇怪的效应：利率的提高实际上延长了而不是威胁了美国的繁荣，因为它导致资金大规模进入美国金融系统，降低了进口货物价格，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提升了美国消费者的支出——由于财富效应，虽然工人工资增长放慢，但工人变富了。美元的资产收益率还是比外国货币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