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思想、社会政策的激烈反复是改革这条曲折路线的极好佐证。这也是为什么多数人会将目光集中于改革开放15年后的1992年。

1992年，全民经商的夏天随之而来。许多日后耀眼中国的明星企业都在这一年诞生、壮大：华旗咨询、复星集团、新东方学校、波司登羽绒服、太平洋集团、德隆实业、汇源集团……1992年令日后崛起的新贵们，在社会舆论与政策环境两方面得到了双重支持。他们加速度般地聚敛资源，在越来越短的时间内创造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财富。他们改变了社会对财富的整体认知，创意和资本成为最具魅力而富有内涵的词汇。

1992年，一个分水岭。此后十五年，无论是时间、空间，还是其彼此的交汇，界限变得模糊。哪是断点，哪是重墨，不能一目了然。经历15年的岁月涤荡，时间变得流畅，空间变得平坦。世界是平的，中国也是，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更是。

岁月又是一个巨大的滑坡，坠落仿佛是个人的宿命。30年的背景下，一些人的得与失，命运的跌宕起伏显得微不足道，可我依然尊重那些在身体滑落的同时内心升腾的人，即使他们已成为悲情过往。

“这里有一种无处投诉的罪行。这里有一种眼泪不足以象征的悲哀。这里有一种绝大的失败，足以使我们的一切成功都垮台。”常规的角度理解，商业史就是一部以成败论英雄的功利主义史。但唐万新，我想他的意义已经超过了书写本身，尽管他败得很惨，败得体无完肤、败得千夫所指。

至今仍然有许多人无法理解唐万新。从本质上看，唐万新是一个天生的理想主义者，而且他的理想很大。在他大规模的产业整合中，很多企业借着德隆的东风飞黄腾达，成为国内屈指可数的企业龙头：插手湘火炬，短短5年，主营业务增长30 倍；入主新疆屯河，将其投资改造成亚洲第一、世界第二大番茄酱生产基地；合并水泥企业，造就一个年产近千万吨的“天山水泥”…… 仅为唐万新所做的，即使在其沦为阶下囚的今天，我依然希望能以个人的名义表达敬意。若没有他，这三十年会些许会缺乏点深刻而清醒的意味。

四

走得太快了，就要歇一歇，让灵魂赶上来。但经济不能停步，在三十年这个关键点，再回首，是为了走得更远。也正是有不断在制度与现实的衔接，改革的渗透力才会无孔不入，执行力才会长驱直入，经济的蓝图才会迅速而广泛地在整个社会的前线落地生根，不至于流于形式、成为空想。可是当走进这些被我有幸捕捉到或者因为触角有限而无法触及的商业空间时，我总会有这样的遗憾：大开大阖的历史变迁，却没有产生伟大而令人敬仰的企业，这不能不说是三十年发展的一个残缺。

一位外国管理学家评价中国的企业，“没有因为发展太慢而垮掉的企业，只有因发展太快而拖垮的企业。”中国的民营企业，在与世界企业的成长规律背道而驰。听多了“5年内进军世界500强”的豪言壮志，民营企业家在“做大做强论”的驱使下，跑马圈地，不断做加法，不料却中了自己的埋伏。

如今，越来越多的产业纳入中国的经济范畴，有人做出断言――下一个世界级中国公司将是互联网。但我更倾向于那些专注，以聚沙成塔的方式成长的企业。跻身世界500强的企业，需要背着厚厚的时间贝壳，在行业滚爬多年。他们的年增长率可能不那么辉煌，但他们能在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岁月长河里保持稳定而持续的几何级数增长。他们不看重昙花一现，而执着于源远流长。

在中国，其实也确实有一批这样的民营企业，冯军的华旗、梁稳根的三一集团、南存辉的正泰。强烈的成长渴望深深植根于这些企业家的信念之中，但他们保持着不愠不火的增长，虽然也不排除间接性的跳跃。冯军表示要用17年的时间与索尼看齐。17年并不算长，相对于5年，已是慢下来的加速度。

1972的若干年后，安东尼奥尼再次扛着他的摄像机回到中国。此刻的他也开始尝试商业化的运作，去迎合强大的主流意愿。镜头里的中国华丽转身，鸟巢取代了天安门成为标志。变化仿佛有些无奈，却印证了一个年轻国家回归世界的冲动和豪迈，这一切无法背离三十年前的改革开放。

三十年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创造社会财富的过程，也是社会不断调整和适应财富的过程。我们看到他们在改革初期夹缝中求生存的卑微，也不应忘记如今崛起的这个群体所拥有的影响力。显然，这个社会是一直处于不断的进步之中的。从重农抑商、重工抑商的阴霾中走出来，需要耐心和时间，三十年远远不够。但是，从这三十年的巨变中，我们看到了革新的力量与不可阻挡的希望。

在凯鲁亚克一夜成名的《在路上》一书中，这样写道：“每当太阳西沉，我坐在河边破旧的码头上，遥望新泽西上方辽阔的天空，我感到似乎有未经开垦的土地，所有的道路，所有的人都在不可思议地走向西部海岸。直到现在，我才知道小伙子们总是不停地骚动喧闹，因为那片土地使他们如此无法平静。”每当读到这段文字，我总是能够感受到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吸引力。或许，这也正是我所记载地那段岁月里的那群人，坚持不懈的根本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