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来自东方，中国从近乎癫狂的政治狂热中渐次醒来，贫穷犹如芒刺穿透复活不久的肌肤，一部分中国人开始了自己的解放：

刚摘去“走资派”帽子的卢志民用100元筹建翻砂厂；

日后的钢铁大王李海仓和日化大王陈凯旋抓住了计划经济的软肋：日化轻工业；

吴仁宝成为改革模板；

俞敏洪与顾雏军通过高考改变了人生；

胡成中在寒风中推销、孤儿牛根生进了养牛场；

因为父亲是右派，李如成未能随知青返城；而父亲右派平反，潘石屹转学到县城高中。

1978年的新年前夕，一位路透社的记者在文章中写道：对于世界经济来说，这是令人焦急的一年，没有迹象表明会出现人们期望的恢复。大多数地方的通货膨胀仍然很高，这使商店物价上涨，造成了不安全的气氛，使人对未来缺乏信心。人们担心，世界可能回到停滞状态中，还会有更多的人失业……

在论调如此悲观的国际环境中，1978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却共同发表社论《光明的中国》：一九七七年，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人，包括我们的一些朋友和同志，也包括我们的敌人，都密切注视着中国：在失去了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失去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以后，在粉碎了“四人帮”以后，中国会向何处去？

这是外界抛出的问题，也是内部试图回答的问题。光明从何而来？或许来自浩劫刚刚过去的晴朗心情。不过，什么能做、什么不能；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不是，都还没有现成的答案。与此相对应的是，僵化强大的体制与理论体系，对试探性的问与答毫不感兴趣，只是不断地说“是”与“凡是”，延续着自己的统治力。1978年春，距离北京500多公里，山东一个偏僻的村落，一户农民被当成“资本主义暴发户”典型批斗，原因是村里除了这户农民外，其余各家都背井离乡，在外讨饭。

然而，中国的现状在外国评论家看来，实在差强人意。不管是戴着有色眼镜的意识形态专家，还是拿着放大镜的科学考察员，都对多年积贫后濒临崩溃的社会经济，丧气地摇头。据日本的评论家山川晓夫估计，这一年中国的恩格尔系数，只相当于日本1877年到1887年这十年中的数据。

如果人民的生活总是贫苦不堪，又怎么能证明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呢？穷则思变的冲动与僵而不死的思想体系已势如水火。

1月底至2月初，邓小平出访尼泊尔，途经成都时作短暂停留。在听取了中共四川省委汇报工作后，邓小平说：农村和城市都有个政策问题。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

邓小平的话，一石激起千层浪，一些对政治敏锐的人开始觉察到中国经济风向的微妙变化。这些人多为乡村的基层干部。所谓，大变革的机遇，小村庄的现实。身上的政治属性让这些人时刻留心并揣摩着权力最高层领导人的每一句正式和非正式的言论，而所处的基层位置给予了他们更多相对的自由和可实现抱负的空间。所以，我们更愿意说，中国改革开放的破冰之旅始于农村希望的田野上。

此时，远在吉林四平红嘴村生产队长卢志民刚刚摘去戴了108天“党内正在走的走资派”的“帽子”。1976年夏天，卢志民被批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最起劲的生产队长”而关进牛棚。“牛棚”的日子，卢志民无奈、彷徨、度日如年，甚至产生过轻生的念头。现在，他又思前想后，决定办一个翻砂铸造厂，“中央已经允许，此时不干，更待何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