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余江，张果喜说服老父亲，卖掉家里土改时分的惟一一座老房，所得的1400元，成为雕刻厂第一笔启动资金。为节省运输费用，采购回的木料在河水中放流。寒冬季节，尽管冷得要命，他还是脱掉毛衣，跳到河里捞木材。还有一次，张果喜到金溪山里采运一棵大樟树。天下大雨，拖拉机陷入泥地，他带着工人冒雨一天一夜，靠手推肩扛，把两吨多重的樟木弄上了拖拉机。

雕刻厂账面上开始盈利，盖起了一座万平方米的新厂房，工人工资有了提高，求生存的最低目标基本实现。张国喜第二次去了上海。在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的样品陈列厅里，工作人员告诉张国喜“一尊出口日本的雕花佛龛有70%利润”，而他生产的雕花套箱的利润才25%。

佛龛是用来供奉释迦牟尼的木雕宫殿，大小几尺见方，结构非常复杂，成百上千造型各异的部件，只要一块不合规格或稍有变形，便不能组装起来。因为工艺要求高，利润再高，许多厂家也不敢轻易接手。尽管初次接触，张果喜还是毫不犹豫地与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签了合同。带着样品回到厂里，他一连20天泡在车间和工人们揣摩、仿制，终于成功做出来“佛龛”。这年，木雕厂创外汇100万日元，其中65万日元是佛龛收入。此时，组织让他出任鹰潭市副市长。张果喜拒绝了，理由是：“每个人爱好不一样，追求也不一样，我能把一个企业搞好，不等于说我能把一个鹰潭市搞好。”1985年，万元户都稀缺少见时，张果喜已经成为亿万富翁。

改革的步子，走得不紧不慢，但人们总能在空气中嗅到改革的味道。还有很多细节，因为主角当时的不起眼，而被历史轻易掠过。似乎与经济无关，却又实实在在是经济的铺垫。

恢复高考后的第三年，15岁的王文京考入大学，因此成为了家族的荣誉。

七十年代末期的中国，供农村孩子改变命运的道路只有三条：招工、当兵和考大学。“招工，我没有背景；当兵，成分不好；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考大学。”王文京说。

恢复高考是1977年的事情，王文京正读初中三年级，“第一次听说，中国恢复高考，可以考大学了，有的人可以成为大学生了，我想就是说以后做一个大学生最好。”两年后，王文京到了省城，投考西南政法学院，未被录取，阴差阳错地进了江西财经大学。据说时隔多年，王文京常暗自庆幸自己与法律的失之交臂。但第一志愿落榜后，他还是自怨自艾了好久。

在江西财经大学，王文京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财富故事。他读了一套书，介绍美国十个企业家和日本十个企业家的传记故事，一套20本，“我开始梦想能够在某一个领域开创一个实业。如果这个实业对社会有所价值，就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一个企业，而且这个企业要变得有生命力。”直到现在，这套书王文京还一直保存着。

这年考上大学的，还有只比王文京大一岁的施正荣。

本该姓陈的施正荣出生时，中国刚经历三年自然灾害。和他一起出生的还有一个双胞胎哥哥。因为自然灾害，家里贫穷，无法同时养活两个孩子。而施家出生的女孩却因病夭折。所以，他被送到施家，骨肉分离。

和绝大部分农村孩子一样，施正荣从小插秧种田，泥地里摸爬滚打，饱受蚊虫叮咬。那时他不断勉励自己，“一定要考上大学，去看看外面的世界。”1979年，16岁的施正荣顺利考上长春理工大学，开始了新的奋斗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