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资本论》明确划分小业主与资本家的界限，在19世纪中叶，雇佣工人在8人以下，业主是与工人一起参加生产的，为介于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中间任务，是小业主。而一旦超过8人，则是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为资本家。年广九的帮工竟达12个，那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了，为资本主义经济，就是剥削了。诸如 “安徽出了一个叫年广九的资本家”、“年广九是剥削分子”这样的流言在安徽流传甚广。

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把年广九划到资本家的行列。1979年，经济改革刚刚凿出第一道光，很多人都在观望，“傻子”年广九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如果把这“经济越轨”直接打压下去，“枪打出头鸟”，还有多少人愿意试水？况且，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就在数字“8”卡了壳？难道所有的工厂人数必须控制在7个人之下？把理论嫁接到现实中，也不能完全被限制在理论的条框中，改革更需要变通。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傻子”出的难题成了经济学界的尴尬，他们争得面红耳赤，谁也不能给年广久的做法下定论。理论界吵成了一锅粥，年广久却“你吵你的，我炒我的”，闷声发大财，把“傻子瓜子”做得风生水起，到1982年，年广久的瓜子工厂雇工105人，日产瓜子9000公斤，利润已过百万元大关。

1982年，邓小平给这场尘埃未定的争论划上了句号，“不能动年广久，一动就人心不安，群众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年广九得到了最坚定的支持，他也因邓小平的提及而在中国改革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尽管，直到1987年，私营企业的工人人数才没有了限制。但邓小平的一席话，毕竟为民营企业破土而出提供了一缕曙光，尽管微弱，却决定了民营企业的命运。

有邓小平“撑腰”，年广久干劲十足。20世纪80年代，年广久厂里的工人工资已有50元，还提供管吃管喝的优惠，而机关人员的工资也不过几十元。年广九敢干，也敢尝试新鲜事物。1985年，有奖销售在全国遍地开花，刺激着年广久的神经。他要“玩”就“玩”大的，1986年春节前，傻子瓜子公司以一辆轿车作为头等奖，把风靡一时的有奖销售推向高潮。

好景不长，仅仅18天后，国家“停止一切有奖销售”的政策，将年广九“杀”了个措手不及。有奖销售虎头蛇尾，各地纷纷要求退货，供应商要账要上门，银行追也着年广九要贷款，年广九忙得焦头烂额，“那一次亏了六七十万元，这不是我的能力问题吧？是政策形势变化造成的。”

1989年，中国的私营经济再度进入困难时期，年广九的日子也不好过。芜湖市人民检查院以贪污罪、流氓罪起诉年广九。后经法庭调查，年广九在联营期间虽然帐目不清，但不构成贪污。法院仍因流氓罪的罪名判其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这一次，邓小平再次成为年广九的救星，他在1992年南巡时谈到，“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年广久被释放，邓小平成为年广九一生中最感谢的人，他还把邓小平的这段话印在了自己名片的背面。这成为年广久的招牌，也足见其对邓小平的感恩之情。

1993年，年广九复出。然而，复出之路一波三折。年广九共有四任妻子，第一任妻子耿秀云见证了年广九在创业初期的潮起潮落，但1980年前后两人离婚。离婚后年广九只剩下几件用来炒瓜子的工具；1989年，52岁的年广九与23岁的彭晓红结婚，不久年广九因流氓罪锒铛入狱，傻子瓜子商标授权给第二任妻子，两人分道扬镳。在年广九落魄之际，第三任妻子李爱华慷慨相助，但也于2000年离婚。2000年，第四任妻子、小年广九30岁的陈慧芳生下了年的第四个儿子年龙。

2001年，老来得子的年广九宣布退出江湖，将自己的商标权以一分钱的价格转让给长子年金宝，二儿子年强跳出来反驳。两人反目成仇，对簿公堂。直到2006年，年金宝因意外死亡年广九收回了傻子瓜子商标权。由于傻子瓜子的商标权成为横亘在他与家人面前的一堵墙，他与二儿子、三儿子的关系每况愈下。如今，年广久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小儿子年龙身上。

这就是年广久，他是“中国第一商贩”，他为中国经济界出了一道难题，他是企业家人群的创造者，他代表了中国一代个体私营者的命运……到现在，年广久时代已渐行渐远，正如他的傻子瓜子也不再家喻户晓。但是，在改革开放的发展史上，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重要截面：投机倒把不是罪，雇佣8人以上的工人不是罪，创造财富更不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