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杭州后的第一个十年中，宗庆后折腾于几家校办企业，郁郁不得志。直到1987年，他被任命为杭州市上城区教育局校办企业经销部经理。那年，与他同龄且同居杭州的鲁冠球被评为全国十大农民企业家。从此以后，42岁的宗庆后踩着三轮车，来回于杭州的街头巷尾叫卖棒冰和笔记本，风里来雨里去。但已然跃上舞台的他，其后的经历成为了中国商业上的一个闪光印记。

大动荡、大迁徙，以及大返城，使得知青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复杂、曲折。许多人的生活具有大起大落和各种悲欢离合的情节，相互之间的命运、前途形成巨大落差。在这种意义上，李晓华和宗庆后的个人奋斗史，可以说是一个底层知青的成功史。但从更大范围内看，更多的知青很难依靠自身的力量彻底改变命运。有人在关键时刻错过了一趟车，后来就趟趟被落下。这股强大的就业压力，形成一股巨大的浪潮席卷全国。即使是中国最为富裕的城市上海，也难以应对它。作为管理者的政府官员，首当其冲地感受到了压力，也首当其冲地在化解这股压力。

1981年，上海遵义街道党委副书记，市委重点培养的青年团干部王正华，前程远大。因为还在1975年的时候，中央组织部长就亲自来上海考察过他，要将他调任北京。一个仕途坦荡的聪明人怎甘心放弃一切？但王正华毅然决定选择成本较低的旅游业，解决街道待业青年的工作问题。他在街道贴出招聘告示，两天有1600多人报名。报名费一元，然后开班上课费，一人40元。这样，凑到3000元，成为春秋旅行社起家的家底。

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实际上在内部系统对国内旅游采取“不鼓励、不提倡、不支持”的“三不政策”。所以，80年代初，中国的旅游限于接待外国人入境游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团体奖励游。但外国人入境客源被有外宾接待资格的国有旅行社垄断，单位奖励旅游市场也由各个单位系统内部的旅行社瓜分完毕。王正华只好将旅行社定位在以散客为主。

自费参加旅游的散客数量有限，春秋开出的第一班旅游线路上海到苏州，就亏损：一辆30多座的客车，必须卖出25张左右的票才能保本，但他只拉到18个客人。亏损的现实让王正华必须求变。经过反复思考，他将门店换在了上海大世界的附近，那里不仅地处闹市，更是来沪人员必经之地。事实印证了王正华的选择，店面还没有完成装修，只是在窗口挂上了旅行社的广告，询问的人络绎不绝，开张一个月盈利。

1984年，在机关与商业之间行走了3年，王正华辞去公职，专门从事春秋旅游。十年后，国家旅游局把年度综合排名第一的成绩颁给春秋旅行社，“有想法”的王正华却又做起了航空梦。这一梦，又是10年。

“错杀”与“正名”交织，知青返城的疯狂，个体在宏大历史事件中的蜕变，遮住1981年的半边天。这一年，灰色的基调很重，但无论如何总有温暖的色彩，在观念的冲击中、转型的阵痛中，不断为某些“叛逆者”抹去“叛逆”的影子。

中国改革开放，从某种程度上看，就是重新引入充满活力的民营经济的过程，在国有与民营不断变革、裂变的作用下，经济这盘棋盘最终盘活。而在苏南，最先盘活经济这盘棋的是“苏南模式”下的乡镇企业。那是一个民营经济的理念被引入，并萌生和逐渐成熟的阶段，也是中国民营经济急速膨胀的奔腾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