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历史节点，都会有明星涌现。人如是，企业如是，城市亦如是。1981年，费孝通第三次访问苏南的开弦弓村。他发现：30年代见到的养羊和养兔，已是家家户户经营的副业，且加起来占到了人均总收入的一半。经过调查，费孝通写出了《三访江村》，对苏南自发出现的“草根工业”给予高度评价。费孝通的观点被提到全国人大，引发激烈争议：苏南的乡村工业被指责与大工业争原料、争能源、争市场。主管工业的副总理还责令国家有关部门专门调查。

毕竟，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新革命。革命打破旧秩序、建立新秩序，势必会受到观念、体制等等一系列接踵而来的阻挠。所以，并不是每个人迈向革命的脚步都那么义无反顾。但是，总要有人迈出第一步，尽管他的步伐稍显凌乱甚至踉跄。于是，人们跃跃欲试，却又左顾右盼。终究，苏南那些，几乎是一夜之间涌现出来，因陋就简的小作坊形成了所谓的“苏南模式”。

每个时间点，都有先锋出现，出现得越早，其魄力与勇气就越大。在“苏南模式”成型并被放大的过程中，蒋锡培有意无意间走到了前台。

这年，成绩出众的蒋锡培高考意外名落孙山。知道成绩后，他跑去太湖边坐了一夜。父母希望他复读，继续考大学。但性格好胜的蒋锡培觉得已无脸再面对昔日的老师。跟随二哥去杭州学修钟表，成为他寻找颜面的唯一道路。当时他的目标是能赚够5万，“回家造两间房子，剩余的放在银行里面存定期，每年吃利息，一年花销就差不多了。”不到一年时间，就赚到5万元钱，顺利实现当初定下的“最大目标”时，蒋锡培的自信和“野心”被激发了出来，一发不可收拾。

年轻时，意气风发的蒋锡培

1981年，邱光和、李晓华与蒋锡培这些以个体经营为起点的民营企业家，在经历了不断挫折和无尽期的低质量生活后，终于开始了热血沸腾的创业历程。尽管如此，个体户在那时的人们心目中仍然没有地位，传统观念带来的阴影还笼罩着他们。民间和舆论的争议让他们承受着时代的阵痛，时刻胆战心惊。

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一场关于承包鱼塘的争论》，介绍陈志雄承包集体鱼塘的情况后说，此事有人赞赏，也有人提出疑问。争论的焦点是：“雇工算不算剥削”？“能不能跨队承包”？为此，《人民日报》开辟《怎样看待陈志雄承包鱼塘问题？》专栏开展讨论，历时3个月，至同年8月30日，发表21篇讨论文章。

讨论中，有人引述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中的论断，“雇工到了八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按马克思的计算，19世纪中叶，雇工8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一样直接参加生产过程的，是“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也就是小业主；超过8人，则 “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是资本家。高层领导间也产生了争论和分歧，到1987年的中央5号文件，中国政府在政策上才真正去掉对雇工数量的限制。私营企业的雇工人数被彻底放开。

舆论的交锋中，华南师范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郑炎潮悄悄完成了题为《试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的毕业论文。论文中“私营经济”这个概念，接近三十年后重新见诸文字。